首先，据说大地从上往下看就像那些用十二块皮缝制的圆形的球；它有许多种颜色，有关这些颜色，我们的画家使用的颜色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整个大地有这些颜色，但比这些颜色更明亮，更纯洁；一部分是海蓝的，极为美丽，一部分是金黄的，还有一部分是白的，比粉笔和雪更白；大地还有其他颜色，比我们见过的颜色数量更多，更加绚丽。大地的这些洞穴里充满水和气，呈现出它们自己的颜色，在多种颜色中闪现，整个大地看上去色彩绚丽，连绵不绝。[13][14]
[13]这里的中文翻译引用自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108页。——译者注
[14]柏拉图，《斐多篇》，转引自布莱恩·哈利（Brian Harley）与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共2卷，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7-1994年，第1卷，《史前、古代、中世纪欧洲和地中海的地图学史》（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Ancient, and Media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137-138页。

看到地球的观念似乎也引发了整饬（order）与控制所见对象的欲望。在基督-阿波罗（Christ-Apollo）地上的事工（earthly ministry）的开端，他被带到旷野的一个高处，被给予地球的权柄。皇帝、国王和企业屈服于相似的试探[15]，描绘地球和全球性的全景画（panorama）以宣称对地球的权威。残酷的统治现实由概览式视野其平静的统一一致性缓和为表面上的和谐。
实现阿波罗式的视阈需要球面几何、图像和文学上的艺术技巧作为表现上的辅助。这样的表现方式的历史是复杂的，既与对物质财富、权力和权威的欲望相连，又同形而上学的沉思（speculation）、宗教渴望或诗性的情感息息相关。
[15]这里指的就是前一句提到的圣经故事。基督被引到犹大旷野之后，魔鬼出现，耶稣三受试探，第三个试探就是敬拜魔鬼，将得到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前文语未详。——译者注

地球的确拥有球体的几何形状、它绕着与其他球体有确定的时空关系的轴旋转并由此维持生命条件，这些是我们如此熟悉的事实，以致于它们部分遮盖了它们在想象力方面的重要性。一些关于地球和天体旋转的知识和天文学上对时间和季节的确定是每个文化的知识遗产，是教授自然哲学、宇宙学或地理学的开端。[1]这些学科的观察结果产出了固定（在罗盘上）的罗经点（fixed compass points）、线[2]和坐标，拥有巨大的符号力量的抽象网络的理论框架。宇宙学的理解和沉思的主要工具是历法图像与历法模型，在希腊罗马的传统中是浑天仪（armillary sphere）、地球与天球以及球体投影图或者世界地图。就像所有的图像和表现形式，这些东西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外在现实客观无辜的复制；它们在特定的语境中为服务于多种多样的用途而被制造使用，并作为引人向往的财产和符号性的物品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价值。[3]它们在为它们描述的现象建构知识与意义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球状的几何图形象征着统一和完美，甚至神性，所以描绘地球的圆形可以将归于地球实际形状的意义赋予到被表现出来的物体上。哥白尼革命正是通过传播不仅挑战了想象与经验行星排列与运行的方式，更是挑战了想象与经验人类在此被创造并存在下去的整个宇宙体系的宇宙地理学图像而取得胜利的。20世纪的地球照片同等地激发了在对社会、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方面的深远变化。这两组图像都界画了全球化地球演变的关键时刻。

[1]宇宙学不断变化的含义在第4章和第5章讨论。
[2]这里指的可能是经线、纬线、赤道、黄道、回归线一类的。——译者注
[3]莉萨·贾丁（Lisa Jardine），《世俗商品：文艺复兴新史》（Worldly Goo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1996年；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贸易领土》（Trading Territories），伦敦：回应丛书（Reaktion），1997年。

几何的、绘图的、文本的以及数字的技巧以复杂的方式共同作用，以表现地球还有它的空间、时间关系。[4]宇宙学、地理学和地图制图学紧密相关，虽然今天它们是有截然不同的历史的截然不同的实践。当我取用这些历史的时候，我的意图不是复制或者是大幅补充它们。[5]我的关注点是由水陆组成的地球和一套有限的观念和图像，逐渐全球化的西方文化在涉及普遍空间和时间时正是凭借后者将自身置于地球的表面和更大的宇宙中。[6]组织了我的讨论的当代英语词汇，比如全球（globe）和地球（earth）[7]或帝国（empire）和人类（humanity），遮盖了其意义在具体的地点与时间语境中被制造与重造的复杂的、不断流变的而且经常相互矛盾的经历和文化实践。然而，对地理和历史语境的关注不能忽略含义与时间的漫长谱系，文化正是通过记忆、学习与模仿借此改写认同的。这样的与地球相关的文本与图像遗产巩固着如今的社会与环境的全球主义。

[4]佛朗哥·法里内利（Franco Farinelli），《世界的符号：现代的地图图像和地理话语》（I segni del mondo: Immagine cartografica e discorso geografico in età moderna），佛罗伦萨：新意大利出版社（La Nova Italia），1992年；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描绘的艺术：十七世纪的荷兰绘画》（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John Murray），1983年，119-168页。
[5]近来的英语地理历史关注现代阶段，例如，戴维·N. 利文斯通（David N. Livingstone），《地理学的传统：一个纷扰事业的历史片段》（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Episodes in the History of a Contested Enterprise），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92年。有关古典与中世纪的地理学参见E. H. 邦伯里（E. H. Bunbury）1879年印行的经典两卷本著作，《从最早的时代到罗马帝国陷落的希腊罗马古代地理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 among the Greeks and Roman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ill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再版，纽约：多佛出版社（Dover），1959年；J. 奥利弗·汤普森（J. Oliver Thompson），《古代地理学史》（A History of Ancient Geograph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48年；乔治·H. T. 金布尔（George H.T. Kimble），《中世纪的地理学》（Geography in the Middle Ages），伦敦：梅休因出版社（Methuen），1938年；与克拉朗斯·J. 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罗得岛海岸上的足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法国作家对这一阶段给予了更多关注，例如，让-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笔下的气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尔马丹出版社（L’Harmattan），1995年。另见布莱恩·哈利与戴维·伍德沃德《地图学史》；及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编，《地图》（Mappings），伦敦：回应丛书，1999年。
[6]马丁·刘易士和卡伦·魏根，《大陆的神话》。
[7]在并列与辨析词义时暂时用这两个词语对译只是权宜之计。鉴于中英词语无法一一对译，后文出现“地球”“全球”“世界”“寰宇”“寰球”“大地”这些词语时都不意味着与某些英文词汇的一一对应。——译者注

自然与社会的图像总是相互镶嵌，还延伸到个体的自我反思，故而地球表现方式的历史触及着个体无意识的深度。词语地球（earth）正是以这种方式捕捉到地球的物质性，将其仅仅表达为自然，而世界（world）表示帝国和人类更加欣然向往的更加社会化的普遍性。发源于斯多葛哲学的全球主义中与此有关的主题，是人类的存在和能动性，当其在阿波罗式的视角中被置于广阔的全球空间的背景下，是琐碎而微不足道的，纳入了其广大的“自然”中。尽管这是当代逐渐普遍化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奠基性观点，但他也在崇高庄严（sublimity），那种在约翰·弥尔顿的诗歌中形容、在十九世纪的圣经场景画家约翰·马丁的作品中描绘的宇宙之巨大与规律性面前的崇敬甚至畏惧感的观念中有其根基。地球给人的崇高感推动了对生命的起源与命运的思考，因此末世论和目的论是全球主义的塑造性主题。

三个英语词汇共同描述这个星球：地球（earth）、世界（world）和全球（globe）。（虽然）可以互换，每个词都有自己特有的激发联想的力量。地球是有机的整体；这个词语表示生物根深蒂固的习俗本能、养育和栖居。它还暗示着依恋和居所：地球是生物长出、生活与复归尘土的大地。地[8]是同水、气、火一道组成前现代思考中的地球（terrestrial sphere）的中心、稳固的元素。地球还是土壤，尤其是为耕作而耕犁的肥沃土壤。日耳曼语族和罗曼语族的语言都赋予地球以阴性，并附上首字母大写的母亲（来称呼它）。文艺复兴时期的图像志学家（iconographer）切萨雷·里帕（Cesare Ripa）[9]将特拉（Terra）[10]描绘为一名坐在一个球体上的女性，以此象征不动的地球。被动物围绕，她右手拿着另一个球体，以各种香草为衣，穿着植物和丰饶之角做成的头巾。[11]在当代术语中，地球比起是空间的，更不如说是环境的，当指涉这个星球的时候，它通过其在农业上的隐含意义与实际上与全球（the global）对立的在地的含义建立了联系。

[8]在英语中，earth既能表示地球，也能表示大地。——译者注
[9]切萨雷·里帕（约1555-1622），是意大利图像志学家和学者，著有《里帕图像手册》（Iconologia），颇有影响力。——译者注
[10]特拉是古罗马神话中的大地女神，对应于希腊神盖亚（Gaia），其符号与象征是水果、花和丰饶角。——译者注

[11]马泰奥·弗洛里尼（Matteo Florini），《佩鲁贾的切萨雷·里帕的图像手册》（Iconologia di Cesare Ripa Perugina），2卷本，锡耶纳，1613年，第1卷，202页。

与地球相比，世界（world）更加有社会和空间的含义。世界暗指认知和能动性。单是意识就能构成世界：人类来到这个世界（into the world），他们变得世俗（worldly）；他们创造生活世界（life-worlds）或理念世界（worlds of ideas）、意义世界（worlds of meaning）。世界是符号学的造物；在新约中世界起因于话（Word）[12]，包罗了世间万物。我们降生于这个世界，可以入世与出世，死后或许还能进入另一个世界。世界可能类似或冲突，我们可以想象过去的或者更好的世界。在罗曼语族（尽管日耳曼语族并非如此）中，世界是阳性的。里帕笔下的世界（Mundus）是着一袭杂色长袍处于强势地位上的男人，他头顶金球以显示世界的力量。[13]世界暗指地球表面的流动与交流，以及由之带来的权力与权威。但这里也有道德上的含混多面性：在早期现代的文化中象征性的世界夫人（Lady World）是一个站在，或者紧密关联于地球的穿着雅致的女性。她代表着对地球过于依恋的道德危险。[14]

[12]这里指的应该是上帝以言语创造世界。——译者注
[13]同上，第2卷，62页。里帕提供了另类的、更老的世界形象：潘的萨堤尔形象。
[14]理查德·赫尔格森（Richard Helgerson），《地图的愚蠢与现代性》（The Folly of Maps and Modernity），在“纸上景观：地图、文本与空间建构，1500-1700年”（Paper Landscapes: Maps, Tex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pace, 1500–1700）会议上发表的论文，玛丽王后与威斯特菲尔德学院出版社（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伦敦，1997年。

地球和世界都不能表示全球（globe）的空间性。全球将这个星球与球体——其抽象几何形状——联系起来，比起物质的组成和领土的组织更强调体积和表面。与地球和世界不同，全球被拉开距离，成为概念与图像，而不能直接触摸与经验到。作为全球，这个星球以几何方式被构建出来，其偶然性化约为线和形状构成的平面图案。故而全球是视觉与图像的，而非经验与文本的。作为一个球状体，球形的地球（the globe of Earth）可以与其他球体联系起来，比如在托勒密行星系统中旋转[15]或者算命师制作的水晶球。全球的形状在人的眼睛或者女性的乳房中得到了人格化的表达（见图7.1），产生了联系有性（gendered）的人类身体的小宇宙（microcism）与星球的大宇宙（macrocosm）的形状诗学。术语全球主义利用了全球的抽象产生了与地球和世界相当不同的联想。它丰富的象征潜力使得全球在这三个词语当中最适于图像与符号含义的研究。

[15]这里指的是水晶球体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相信的宇宙模型。他们认为宇宙是由多层的水晶球构成。——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