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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翻】阿波罗之眼：西方想象中地球的地图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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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地理学“人文转向”的先驱，丹尼斯·E.科斯格罗夫（Denis Edmund
Cosgrove）想要在本书中探讨这么一个问题：西方将地球描绘为圆形的历史实践，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历史影响？通过追溯地球图像的长长谱系，本书旨在论证：大地的形状被视为最完美最自足的球形、而这整全的球体又代表了全人类的统一，这样的观念自其诞生伊始就与殖民征服的野望难解难分。地理学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绝不是纯洁客观的，而是为全球主义的逻辑所深深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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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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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鉴于原书扫描版图像模糊，除部分系移用作者自摄图像，其余均为自行搜集。限于作者对部分专业领域了解不足、翻译匆忙，译文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点指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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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强有力的观念。它由技术创新、资本躁动不安的寻找投资机遇、地缘政治的野心、热诚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甚至由旅行的欲望和冒险推动，是现代性的一道多面难题（hydra）[1]。无论是将其描绘为（信息、货物）加速流转的布满错杂网络的球形，还是遭受压榨与过度开发的星体，全球化正是从地球的图像中汲取富有表现力而具有政治性的力量。甚至只消漫不经心地瞥向报刊杂志、电视或者是广告，便能看出地球图像对千禧年想象施加的吸引力有多么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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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声称对地球有特别的占有权。根据定义，其智力任务是描述地球的表面。本书起源自（他人向我）对一场包含地球卫星图片的摄影展的地理学解读的请求。从我瞥见地球那看似简单的形状的历史深度与文化复杂性开始，一开始似乎容易的任务很快变得极具压倒性。我的根本问题很简单：西方将地球设想、表现为统一的规则的球状体产生了怎样的历史影响？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无法同时拥抱地球表面上两块狭小的区域，但是在想象中他们却能把握住整个地球，并将其置于无限的宇宙中，交流与分享地球的图像，无论是将其理解为平面抑或是实心体。直到20世纪晚期才有人实实在在目睹宇宙中旋转的地球整体，而这项成就的冲击通过全球化的语言与图像（犹然）回响。然而，略微思考便能揭示出：见到地球虽属全新，但实际上终结了想象与思考如此可能性的漫长谱系。在（人类）拍下地球照片之前，此举意义早已为人预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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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全球化在起源上是西方性的，并与现代化的过程整合为一体，而“西方”的概念也正是由此过程在同一个地球表面得以区分开来。“全球化”打破了“西方与其他地区”，核心与边缘，“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这般稳定的、将诸多不平等归因于自然因素（naturalizing）的地理模型。全球化的空间以流转、交换、汇聚为特征，在或疏或密、或高效或低效的网络中不平衡地流动，产生了多样且错杂的结果。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许多交往互动都是如此，但在地的、辖域化的经验意味着在想象中，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与文化认同早已是围绕着假想的社会-空间的中心地位而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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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说，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是对于地球（earthly
sphere）与天球的综合研究的名字。作为一门科学，宇宙地理学在早期近代欧洲人努力设法应对他们知识空间的扩张中吸引了他们浓厚的兴趣，并反映了在大千世界（creation）的多样性中把握统一与将人类置于其中的渴望。由宗教愿望、对普遍知识的渴求、全球性启蒙的梦想以及地缘政治的（建立）帝国的迫切需要种种因素推动的宇宙地理学，是在以浮在宇宙中的地球表现的全球主义与全球化背后，在不经意间一闪而过的持久诱惑。宇宙地理学的谱系有许多部分，每一个都是拥有庞大、专业化文献的科目。其持久存在的问题、其产生与需要的大量知识技能同样挑战着书写其故事的尝试。科学、哲学、制图学、文艺、探险、地理和物质文化的历史都有专门的资料。没有一者能独立于更广阔的经济与政治背景；所有这些都在“西方”与其既是想象也是实际的“他者”间的人种交往中受到了深刻影响。在最简单的技术层面上，地球与地外空间的形状的表现本身即已展示了复杂的历史问题。无论是碟形还是球形，无论是制成模型、画出抑或是利用数学方法投影成地图，地球总是通过自己的表现形式为人所知。而表现形式对于塑造对世界本身的理解与进一步行动有着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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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宇宙学问题，我选择追溯地球（globe）与寰宇（whole
earth）[2]的图像，因为它们建构并传达了位于当代全球主义的普世主义主张后鲜明的西方思想观念。正如我已说过的，“西方”本身就是在历史中形成、变化的建构物，形塑了地球并从一个已经被意指的地球中区分出来。必然为一个被定位的（positioned）地点而宣称普遍性的悖论为本书提供了一个重要主题：阿波罗之眼的主题，（也就是）位于地球之上的视角，宣称（自己）为超然理性客观的遍及地球表面的深思熟虑。理性主义者与实证主义者宣称客观知识（的存在）的局限性广受承认，但他们的思想和物质影响对塑造西方的地球观念十分关键。与阿波罗式视阈（Apollonian
vision）及其普世主张紧密联系的，是区分自我与人类的流变话语。与地球整体的图像紧密相连的人类团结统一概念深深塑造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易。
[2]作者将这两个词语并置，疑是有意区别二者。后者盖指未能明确指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仍然以整体性的视角认知、表现地球。——译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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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太阳神，阿波罗同天体的形状与规律性运动直接相关，而天体长久以来提供了和谐的范本和隐喻，这种和谐既能从视觉上理解也能从听觉上理解。以数学形式表达的音乐一直与行星形状联系在一起，而行星运动则通过超验的狂喜状态与星球与个体灵魂无中介的联系产生了关系。对宇宙之梦（somnium）的看法与经历是对于地球的理解与表现中反复出现的特征，而这构成了这项研究的第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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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球上多样的生命统辖为统一的画面的阿波罗式的凝视，是个体化的（individualized），是从单一视角出发的神性的、宰制一切的视阈。那样的视阈同时是放权（empowering）与捉权的（visionary），暗示了从地球进入行星与恒星的领域的飞升。这飞升的主题联系了地球与天球，以致于在飞行中升入地球之上成为了全球性思考与想象的长久元素。对灵魂飞升的坚信，亦即对人类生命的命运是进入地球表面之上的天国而超脱的坚信，与宇宙之梦欣然接受的和谐之形而上学相连。又或者，阿波罗式的凝视为自己攫取神性的权威，从神圣的中心将权力辐射遍地球表面，帝王般地将人类的权威施加与投射到地球的最远端。在透过希腊罗马的遗产而折射出的将基督形容为神人（God-man）二性的叙事中，这两个方面相互交织，成就了西方基督教的普世性目的论。帝国的当务之急通过地球的图像描绘出来，并以以世俗与宗教权力为轴的地球表面为中心。两千年以来，凯撒与教皇之城罗马在西方想象中一直被描绘成典型的全球性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