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的統計數據中，「受薪者」 約有 90 萬人，但這一類別中包含大量白領職員。戰前產業工人與礦工的精確人數無從知曉，估計就業人數在 24 萬至 35 萬之間（含其家庭成員），這些人主要就職於小型企業；1945 年，這一群體中約半數人仍在工作。

1941-1945 年戰爭與革命期間，約 9 萬名技術工人喪生 —— 即便假設戰前小型作坊中的技術工人比例遠高於戰後，在我看來，工人群體在游擊隊鬥爭中的整體參與度仍相當高。

但從人數上看，工人群體遠少於農民群體；在黨的高層中，工人的代表性也不如知識分子，但仍比工人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高出數倍。1948 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黨員中（宣稱）出身工人的比例為 30%，而從地方黨委到最高層黨委，出身工人的成員比例約為 40%，聯邦中央委員會中這一比例也不例外。

在我所研究的時期內，官方統計數據或已發表的研究中均未正式承認 「工人階級」 的存在（僅提及 「勞動人民」 或 「自治者」），因此所有人都必須自行推斷實際情況。1945 年，南斯拉夫領取工資者為 46 萬人；到 1955 年，「生產領域自治者」 人數激增至 150 萬，1961 年超過 200 萬，1971 年超過 320 萬。

官方統計通常將這一群體與企業 「專家」（工程師及其他人文社科領域的大學畢業生）、管理人員，甚至企業職員合併統計，歸入 「勞動人口」 或 「生產性人口」 類別；到 1971 年，這一合併群體人數增至 430 萬，1976 年增至 480 萬，其中女性占 1/4 至 1/3（《南斯拉夫統計年鑑 1981》，第 80 頁），而其中產業工人占比估計為 60%——1971 年約為 260 萬。

60 年代中期，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CPY）官方統計的黨員中，工人黨員為 34.6 萬人，占黨員總數的 34%；然而，即便對已晉升的黨員而言，「工人階級出身」 也常常被用來替代其當前職業：「那些在社會權力等級體系中獲得職位的工人階級成員…… 在生活狀況、利益訴求、生活方式與意識形態上，已與原階級切斷了聯繫」。

屆時，黨內實際體力勞動者的比例或許不超過其在勞動人口中 30% 的占比，但這一比例本身已算得上是一項顯著成就。1963 年至 1970 年，工人在聯邦議會中的占比從 5.5% 驟降至 0.6%（總計僅 4 人……），在 8 個共和國議會中的占比從 7.5% 降至 1.3%，在地方議會中的占比則從 14.6% 降至 13.1%。總而言之，借用林肯的表述，南斯拉夫政府是否 「為工人謀福祉」，這一問題仍有待探討；但除了工人在其中擁有一定實際權力（儘管權力有限）的實際生產企業領域之外，南斯拉夫政府既不 「由工人組成」，也不 「依工人運作」。

另一方面，高技術工人的比例從 1961 年的 4.7% 上升至 1976 年的 9.7%；1976 年，「技術工人」 占比為 29.5%，其餘則為低技術或非技術工人。1966 年及整個 70 年代，高技術工人的平均淨收入比 「技術工人」 高 38%，比 「半技術工人」 高 65%，比非技術工人高 84%。基於技能水平、收入狀況和就業穩定性，工人階級內部出現了明顯的意識形態分層或不同派系。與其他國家情況類似，60 年代占比 5%-9% 的高技術工人很可能具有獨特的階級意識，這使得他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和自治管理；而另一方面，非技術工人雖然反抗性更強，但 「政治意識遠低於技術工人，且組織性也差得多」。70 至 80 年代，非技術與半技術工人派系的占比仍估計在全體工人的 30%-40% 之間；但這一比例也可能接近或超過 50%，因為該派系還包括越來越多的非正規勞動者 —— 他們部分處於半合法狀態，未被官方統計，一隻腳紮根工業，另一隻腳仍與農村相連。學者舒瓦爾對這一流動群體的評價頗為尖銳： 「大量非技術或半技術工人 —— 他們教育水平低下甚至毫無教育背景，來自落後的農民階層，從事繁重且重複性的勞動，被排除在自治體系之外 —— 仍生活在社會邊緣，被困在季節性勞動和外籍勞工（Gastarbeiter）的特殊聚居區中，同時還受制於小塊土地上的非正式經濟；他們不僅帶有農民階級的特徵…… 還具有流氓無產階級的意識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