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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於自己公社的意義這樣寫道:
「建立人民公社基本目的(此處決議原文是 「首先」 二字,卡德爾改為 「基本目的」 四字 —— 譯者注)是為了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而建設社會主義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積極地作好準備。看來,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該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1958 年 9 月 16 日脆皮腸中央決議)(1958 年 8 月 29 日 「西朝鮮康米檔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譯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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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地方寫道: 「人民公社雖然在目前主要還是更社會主義化的集體所有制,但是已經包含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而且這種全民所有製成分將不斷增長,在三、四年或五、六年內將完全代替集體所有制。人民公社雖然目前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但是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因此,人民公社化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rm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社論,題為 「全民的節日,全民的勝利」,據XH社訊) JosipBroz:這種斷言是主觀主義的真正典型的產物,因為這種斷言只是表明了這樣的觀點:即不顧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簡單地進一步發展政治形式就能建設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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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西朝鮮今天的 「人民公社」 只是在政治上表現出一個不夠發達的革命的國家,為創造發展社會主義的起碼物質基礎所作的努力而已,這種努力是由歷史所決定的,然而是暫時的、過渡性的。換言之,這還不是社會主義,而只是為社會主義建設作物質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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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朝鮮作者的下述觀點令人信服地說明了公社的實質: 「人民公社中實行勞動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是適合目前躍進形勢的需要的。」(《rm日報》1958 年 10 月 1 日社論,題為 「全民的節日,全民的勝利」) 「吃飯不要錢,按月領工資,是一件具有世界意義的事。自從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這個遠大理想以來,反對的人們有一條藉口,就是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辦法,會出懶漢。事實不然,實行部分供給制加基本工資加獎勵工資的分配製度,人們不愁吃不愁穿了,現在他們考慮的是如何勞動得更好,才能對得起新社會,對得起康米檔和哈基米。人們不是變懶了,而是更加勤勞,幹勁更足。看來,逐步實行共產主義的經濟制度,同提高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和道德品質,這兩件事情是互相促進的。」(LXN副總理的文章,題為 「人民公社所見」,見 1958 年 11 月 11 日出版的《bj周報》)(《red flag》1958 年第 10 期 —— 譯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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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1958 年 9 月 10 日《rm日報》著重寫道: 「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殘餘,這一原則與社會主義力量進一步發展相矛盾,它雖刺激物質興趣,但不能促使共產主義覺悟提高。」(卡德爾註明系引自 1958 年 9 月 10 日《rm日報》,但我們遍查無上述引文 —— 譯者注) JosipBroz:【樓主在翻閱1972年脆皮腸官方的所謂「shzy政治經濟學」一書時發現,當時的脆皮腸御用文人確實認為:「當然,物質刺激有時也可以刺激一些人的積極性,不過,這樣刺激出來的,決不會是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而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積極性,是爭名奪利的積極性,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他們給自己這個經濟唯心主義論斷所做的辯護是把物質刺激狹隘地理解為「一味地用金錢去刺激人們」。這個耐人尋味的偷換概念令人不得不質問脆皮腸御用文人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物質激勵不只是金錢,偏偏要把濫發獎金說成是「物質刺激」。】
JosipBroz:【該書中,脆皮腸的御用文人還可笑地發表了以下觀點:「既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用以指導社會主義的實踐,又要把這種宣傳同社會主義時期實行的政策區別開來。簡要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加共產主義思想。表現在個人消費品分配方面就是,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必須堅決貫徹「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但在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方面,則不能局限於社會主義政策的教育,還必須提倡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培養和宣傳共產主義風格,不這樣,不僅不能在將來實現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而且也不能做好當前的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工作。」】
JosipBroz:【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當時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都沒有普遍實現,何談嫁接更高生產關系所適配的觀念上層建築也就是所謂「共產主義思想、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這種意識形態宣傳的形式主義冒進作秀豈不是在把每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當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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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引用的話的日期稍遠了一點,雖然後來已在一定程度上放棄這種觀點,但這只是來證實我們的論點:共產主義不能通過主觀主義的政治虛構來實現,而只能是通過作為社會基礎的一切物質的、思想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因素的協調進化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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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沒有必要來全面評價西朝鮮的公社,即評價公社的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我們也不想討論那些將由西朝鮮的實踐本身來解決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今天的西朝鮮公社在任何方面都不是鼓舞別國勞動群眾爭取社會主義的、如此吸引人的社會主義建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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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朝鮮理論家顯然把共產主義分配的實質簡化為實物報酬。此外,他們把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分配需要 「產品的極大豐富」 的思想,解釋為必須由國家機關評定哪個人需要多少東西。而實際上馬克思所談的 「產品的極大豐富」 是指勞動生產率高度發展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生產費用將達到最低限度,以至能夠按需自由分配,而不是由國家分配。此外,馬克思並未提出實物報酬比貨幣報酬優越,而只是設想,在共產主義時代貨幣將不再存在,這同樣也是由於按需要自由分配的緣故。因此,實物報酬形式,或者以國家分配為指導的平均主義,絕不會促進共產主義的更迅速發展。但是,當它們開始阻礙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發展時,它們甚至能延緩這一過程。在這裡離開了物質基礎和推動力量而大談抽象的 「社會主義覺悟」,就是通常毫無成效的唯心主義者的悲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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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作為在生產中同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關係進行最徹底的清算,西朝鮮的人民公社也能夠起到(如果從較長期的發展角度來看)非常積極的政治作用。但是,這一切都有賴於公社內部經濟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像今天西朝鮮這樣的公社,肯定是某種 「軍事共產主義」 的形式,而且這種公社對於世界社會主義來說,並不是什麼新現象和更先進的形式(即使對西朝鮮來說可能是個進步),也不可能成為別人在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中的動力。這樣的公社和所有這種政治和社會關係,只能出現在一個具有完全特殊條件的國家內。首先,西朝鮮經歷了極為漫長的國內戰爭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人民被置於極端貧困的境地,並習慣於為了革命的勝利而忍受極大的犧牲。此外,在西朝鮮占優勢的是小農生產和貧困的農村半無產者,這些半無產者能夠成為這種基於(至少表面上)一律貧困和為了更好的明天而自我犧牲的某種軍事共產主義的政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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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偉大的思想革命高漲時期,這種自我犧牲不僅是可能的和必要的,而且也真能在克服不夠發達的物質基礎的困難中大踏步前進。我們的革命也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人多年來也自覺地忍受了嚴重的犧牲。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自我犧牲正在變成自己的對立面。人們不僅放棄物質福利,而且也拒絕勞動。而這一事實,一方面開始破壞生產力,束縛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正是為了反對這種傾向,在經濟關係中日益廣泛的行政干預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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