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 年全年及 1954 年上半年，南斯拉夫领导人关注的核心议题始终是那些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议题包括的里雅斯特问题、与意大利的敌对关系 —— 这两个问题因贝尔格莱德与梵蒂冈围绕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Cardinal Stepinac）的激烈矛盾而进一步加剧（这位克罗地亚天主教领袖因二战期间与纳粹及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 “乌斯塔沙” 合作而被监禁）；与希腊、土耳其就《巴尔干公约》的谈判及落实；此外，尽管斯大林已于 1953 年 3 月 5 日去世，南斯拉夫对苏联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简称 “情报局”）国家的威胁感知仍未消散。事实上，直至 1954 年 4 月，一家南斯拉夫期刊还援引外交部副部长阿莱斯·贝布勒（Ales Bebler）的话称：“仍应坚定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及其外交政策仍是实现持久稳固和平道路上的主要障碍。”

然而，在次要议题层面，南斯拉夫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互动日益频繁。南斯拉夫政治领导人、军事与经济代表团、工会成员及艺术家纷纷出访印度、缅甸、埃塞俄比亚、埃及等国，并接待这些国家的对应代表团。双方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也不断加强。南斯拉夫党和政府高中层官员的视野，正缓慢且不可逆转地突破巴尔干地区的局限 —— 这为铁托日后推行具有雄心的国际主义政策奠定了基础。尽管这些活动尚未形成系统协调，但背后的目的主要有三：一是通过寻求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可认同、可关联的政治与安全共同体，助力南斯拉夫摆脱相对外交孤立的处境；二是将南斯拉夫与世界上的 “进步” 力量联结起来；三是开拓南斯拉夫企业眼中亚非新兴国家所蕴含的市场机遇。

1953 年 1 月在仰光召开的首届亚洲社会主义会议上，南斯拉夫首次以显著姿态登上亚洲社会主义舞台。南斯拉夫人意识到 “此次外交政策讨论的核心议题将是在亚洲建立第三个集团”，因此与以色列一样，极力争取参会资格，并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欧洲国家；两国均希望借此摆脱外交孤立，在联合国中争取亚洲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且鉴于此次机会的重要性，两国均派出了高级别代表团。

若说此次会议让亚洲社会主义者认识到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与苏联共产主义存在差异”“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与西欧社会主义亦存在不同”，那么反过来，对南斯拉夫人而言，此次会议则成为他们与亚洲社会主义政党（而非共产党）开展合作的跳板，同时也让他们意识到，亚洲地区对 “既独立于资本主义、又独立于情报局主义” 的第三个集团有着根深蒂固的渴望。在 1952 年 3 月仰光筹备会议与本次正式会议召开的间隔期内，南斯拉夫驻该地区官员成功向贝尔格莱德的上级传递了两点关键认知：一是亚洲政治潮流背后蕴含着复杂且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对社会主义的解读方式需做出调整 —— 这种解读往往与南斯拉夫革命者所接受的马列主义理论根源关联甚微。南斯拉夫代表团主要成员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与阿莱斯·贝布勒在会上重点阐述了源自南斯拉夫实践的三大理念：其一，在两大国对立主导的世界中，小国仍有可能维护自身独立；其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差异，尤其聚焦于苏联的霸权阴谋与反民主官僚主义；其三，工人委员会与自治制度在促进民主与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作用。他们的目的是将南斯拉夫的发展动态与愿景同亚洲社会主义者的诉求相结合，而非向亚洲推行 “南斯拉夫发展模式”。

会议结束后不久，南斯拉夫一篇社论指出，亚洲社会主义者在殖民问题上的立场表明 “这些政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潜力”。社论还提到，亚洲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短板 —— 缺乏完善的纲领与成熟的指导理念 —— 正逐步得到克服，并暗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League of Yugoslav Communists）可充当亚洲社会主义者与欧洲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桥梁（当时亚洲社会主义者对欧洲同行仍持保留态度，且这种怀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两个月后，弗拉基米尔·德迪耶尔（Vladimir Dedijer）发表了一篇后续文章，该文章的重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德迪耶尔此前刚完成经官方授权的铁托传记，其观点理应能准确反映这位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德迪耶尔表示，“南斯拉夫与亚非进步工人运动之间存在推进合作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在欠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议题上”。他将南斯拉夫的经济欠发达状态、被大国剥削的历史、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与亚洲国家的同类经历联系起来。其次，德迪耶尔巧妙地用 “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Alliance）取代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将前者定位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政党及其他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的主要载体。社会主义联盟涵盖各类经济、社会与文化机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层用于激发并维持民众热情的群众性统一战线组织。德迪耶尔敏锐地意识到，在与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打交道时，若能最大限度减少意识形态与政治争议，双方将更容易建立联系 —— 这篇评论也标志着社会主义联盟在海外的角色开始扩大。显然，无论时代背景如何，“社会主义者”（Socialist）一词在海外的寓意远好于 “共产主义者”（Communist）。他举例指出，社会主义联盟更有能力改善与印度执政党国大党（Congress Party）的关系。最后，德迪耶尔告诫那些热情过度的同志，在与亚非国家交往时切勿表现出南斯拉夫沙文主义：南斯拉夫人不应吹嘘本国是 “社会主义的摇篮”，或宣称只有自己找到了 “检验社会主义智慧的试金石”。

1953-1956 年期间，南斯拉夫积极参与亚洲社会主义国际（Asian 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工作。南斯拉夫关键官员出席了该组织常设局（秘书处）、反殖民局的会议及规划会议；南斯拉夫人还频繁为该组织出版的期刊《亚洲社会主义者》（Socialist Asia）撰稿。然而，1956 年 11 月第二届亚洲社会主义会议在孟买召开后，南斯拉夫对该组织的兴趣逐渐减退，部分原因是此次会议未能就法、英、以三国对埃及的侵略行为采取强硬立场。此外，彼时南斯拉夫已与亚非主要国家建立了稳固联系，且作为新兴第三集团的领导者之一，正将精力转向世界政治的核心舞台，并推动非结盟理念的正式形成。

1.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是首个与南斯拉夫建立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1947 年巴黎和会上，南斯拉夫与埃塞俄比亚官员首次建立接触。两国有着共同的经历 —— 均曾遭受意大利侵略，且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双方在巴黎的磋商随后延伸至联合国：在联合国，南斯拉夫支持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的领土主张，而埃塞俄比亚则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对南斯拉夫予以回应。

1951 年 10 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约泽·维尔凡博士（Dr. Joze Vilfan）率友好代表团访问埃塞俄比亚与埃及，旨在探索拓展外交及经济联系的可能性，并获取关于这两个国家的第一手信息。1953 年 3 月，南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年 10 月，南斯拉夫驻亚的斯亚贝巴公使馆正式开馆；1954 年 5 月，埃塞俄比亚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开馆。次年，两国政府同意将各自外交代表机构升格为大使馆。

据维尔凡代表团的一名成员回忆，他们最有意思的发现是西方技术人员在埃塞俄比亚的广泛存在及西方援助的多样化：瑞典代表团负责训练埃塞俄比亚空军，比利时代表团助力发展警察部队，美国代表团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协助。他表示：“这种多样化的西方援助，是南斯拉夫首次了解到西方在非洲国家技术援助领域的行动模式。” 为回应埃塞俄比亚的热情接待，南斯拉夫派遣多名政府部长出访，以促进两国贸易与经济合作。1953 年 8 月，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期间，两国签署了首份双边协议。1954 年 2 月，南斯拉夫总参谋长佩科·达皮耶维奇将军（General Peko Dapićević）以铁托总统特使身份访问埃塞俄比亚，并向海尔·塞拉西皇帝发出访问南斯拉夫的邀请。

1954 年 7 月，海尔·塞拉西皇帝访问南斯拉夫 —— 这是非洲领导人首次访南，标志着铁托开始积极联络亚非新兴不结盟国家中的杰出领导人；此前一个月，他还收到了期盼已久的邀请 —— 将于 12 月访问印度。此时，铁托已不再担忧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地区的安全问题，且敏锐察觉到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影响力的巨大政治潜力，于是开始亲自探索相关合作可能性。海尔·塞拉西的访问取得了巨大成功，1955 年 12 月，铁托对埃塞俄比亚进行了回访。一系列互访推动两国经济关系进一步拓展：双方成立了多家埃塞俄比亚 - 南斯拉夫合资企业，南斯拉夫还向埃塞俄比亚派遣技术人员 —— 这成为贝尔格莱德在非洲开展经济活动与技术援助项目的开端。

1954-1961 年间，铁托总统与海尔·塞拉西皇帝共会面六次，并在 1956 年、1958 年中东危机及 1960-1961 年刚果危机期间频繁交换个人意见。后来，埃塞俄比亚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评价两国关系时表示：“人们总是问我，一位皇帝和一位共产主义者怎么能相处得这么好。答案很简单：他们相互尊重、彼此认同；两人都曾对抗意大利 —— 对抗法西斯侵略者；都曾战胜逆境；都致力于本国现代化；年龄相仿；都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地位，且在重大问题上持有诸多共识。” 这一评价虽准确，却不够全面。1961 年贝尔格莱德会议后，1954-1961 年期间南埃两国的友好关系，更贴切地说，仅维持在 “礼节性友好” 层面。这种微妙转变的原因在于：此后南斯拉夫将更多注意力投向不结盟世界中的 “进步派” 与激进力量。1961-1966 年期间，不结盟运动明显转向左翼，贝尔格莱德也随之调整了自身立场。铁托的实用主义理念中，又融入了意识形态激进主义元素。南斯拉夫人认为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与非洲的 “保守势力” 保持距离；而埃塞俄比亚方面则更注重聚焦非洲事务，不再追求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国际影响力。

1952 年后，南斯拉夫与缅甸此前零散的接触，逐渐发展为条理清晰、氛围友好的稳定关系。一方面，南斯拉夫积极寻求国际友邦；另一方面，缅甸需要军事援助以打击叛乱部落，同时应对蒋介石残部入侵缅甸北部的威胁，加之两国对社会主义理念存在共同认同，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两国密切关系的形成 —— 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 1962 年 3 月吴努（U Nu）最终被推翻。（1948 年缅甸独立后，吴努开始领导国家，直至 1958 年 9 月。此后他被奈温将军推翻，奈温建立了为期 18 个月的军事独裁政权；1960 年 4 月，吴努重新出任总理，直至两年后奈温发动第二次政变。）

缅甸无法从英国或美国获取应对军事安全问题所需的武器装备，部分原因是朝鲜战争期间英美将资源优先投入战场。在此背景下，缅甸将目光投向了不结盟且意识形态立场相近的南斯拉夫、以色列与印度。1952 年，以内阁部长吴觉迎（Kyaw Nyein）和准将吴佐（Kyaw Zaw）为首的缅甸高级代表团在南斯拉夫访问了一个月 —— 期间，缅甸还向南方发出了出席亚洲社会主义会议的邀请。同年 12 月，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出访缅甸，敲定了向缅甸提供其所需迫击炮与山地火炮的相关安排（几乎同一时期，以色列同意向缅甸出售翻新后的英国 “喷火” 战斗机）。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南斯拉夫与以色列提供的武器装备，对缅甸维持政治存续至关重要。

南斯拉夫军事教官给缅甸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无私勤奋，不要求特殊住房或生活待遇，生活简朴，且毫无保留地投入时间、传授专业知识。

南斯拉夫提供的军事援助，以及在联合国中对 1953 年 3 月缅甸就KMT侵略行为提出申诉的支持，提升了贝尔格莱德在仰光的声望。缅甸多位重要官员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纲领印象深刻，萌生了 “将缅甸打造成‘亚洲的南斯拉夫’” 的愿景。1960 年，一位研究缅甸的知名英国学者曾评论道：“两国无疑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均实行联邦制宪法，领土范围内均包含多个种族与宗教群体；均处于康米主义世界帝国边缘，地缘位置岌岌可危；均在努力从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发起革命性跨越；且均全力奉行中立主义政策 —— 两国希望将这一政策转化为富有活力的力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股积极势力。”

缅甸对南斯拉夫的重视，体现在向其发出亚洲社会主义会议的参会邀请上。南斯拉夫的参会使其得以与亚洲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稳固联系。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与决定，既反映了缅甸领导层的内外政策主张，在南斯拉夫人看来，也与本国立场高度契合。尤其是缅甸倡导的 “第三种力量” 理念（即避免对任何集团做出任何形式的承诺）、对 “所有军事或与军事相关的条约（如《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 的反对，以及将联合国视为 “政治与社会经济领域和平工具” 的坚定立场，使得南斯拉夫在 1953 年将缅甸视为东南亚最具进步性的国家。1955 年 1 月铁托访问缅甸后，南斯拉夫对缅甸的关注进一步升温。

尽管 1950-1951 年阿莱斯·贝布勒博士（Dr. Ales Bebler）与贝内加尔·劳爵士（Sir Benegal Rau）在安理会任职期间建立了密切关系，且两国代表团同期均关注经济发展前景，但南斯拉夫与印度的友谊仍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对贝尔格莱德而言，这份友谊的重要性远大于对新德里的意义。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外交安排上：南斯拉夫驻新德里大使馆于 1950 年 4 月 20 日开馆，而印度政府直至 1954 年 10 月才向南斯拉夫派遣常驻大使。

1952 年 12 月 14 日至 1953 年 1 月 12 日，以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Rodoljub Colaković）为团长的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此次访问显然受到热烈欢迎。在为代表团举办的宴会上，一位印度部长恳切地表示，此次访问对印度 “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接待的首个欧洲国家（高级别友好）代表团”。尽管南斯拉夫领导层对印度内外政策的某些方面仍有保留，但仍对印度的以下立场表示赞赏：拒绝加入任何军事集团或反共产主义运动，以及 “在争取和平、实现不同种族、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大陆国家完全平等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

1952-1953 年期间，约泽·维尔凡博士（Dr. Joze Vilfan）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这一安排极具成效。维尔凡博士精明、善解人意且富有同情心，很快赢得了印度方面的尊重。他到任后的第一个夏天，印度平原酷热难耐，而当时大使馆尚未普遍配备空调。按照英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惯例，大多数外国使团会前往高地避暑，但维尔凡察觉到，敏感的印度民众对这种做法心存不满 —— 他们认为这带有殖民传统的痕迹。于是，维尔凡与妻子选择留在新德里。这一事件本身虽无关紧要，却让印度民众对维尔凡产生了特殊印象，同时也体现了南斯拉夫对新兴国家脆弱民族情感的敏感度，以及对那些可能影响国际事务重大议题立场的 “小事” 的重视 —— 这种敏感度一直是南斯拉夫外交的显著特征。

在印度任职期间，维尔凡与印度方面密切合作，协助推动朝鲜停战谈判。他与当时的印度副总统萨维帕利·拉达克里希南博士（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促成拉达克里希南于 1953 年 7 月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会面 —— 铁托当时表达了访问印度、与尼赫鲁当面交流的意愿。1954 年 6 月末，尼赫鲁的妹妹、时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维贾亚·拉克西米·潘迪特夫人（Madame Vijaya Lakshmi Pandit）访问南斯拉夫。作为总统秘书，维尔凡安排她与铁托会面，正是在这次会面中，铁托收到了 12 月访问印度的邀请。由此可见，两国领导人首次峰会的倡议源自铁托总统。

1954 年 10 月 25 日，在启程访问印度和缅甸前夕，铁托总统向联邦议会发表长篇讲话，内容涉及棘手的的里雅斯特问题解决方案、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进程，以及《巴尔干公约》的谈判情况。演讲尾声，他提及即将对南亚进行的访问，并强调了推动这一新举措的考量因素：与这些国家过往的合作，以及它们对南斯拉夫困境与特殊政治处境的理解；在各类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相似性；共同的反对外族统治斗争历史，以及对国内发展与现代化的共同关切；基于 “尊重独立、不侵略、平等原则” 开展和平合作的共同利益 —— 尤其是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除这些易懂的政治原因外，还需考虑铁托的个人特质，这一点将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