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 5 月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后，南斯拉夫所有领导人都认同的一点是：1954 年 8 月签署的《巴尔干公约》（该公约取代了斯大林去世一周前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已不合时宜。1953 年 6 月，铁托曾将《友好合作条约》称为 “必要举措”，认为它 “是和平的坚强堡垒”，并承诺南斯拉夫将继续作为忠诚成员，不会削弱该条约的效力。但到 1955 年 3 月，南斯拉夫却倾向于搁置为《巴尔干公约》注入活力的所有努力，部分原因是希腊与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加剧，而主要原因则是南斯拉夫的处境已发生彻底改变：边境争端已通过友好方式解决；不结盟国家在南斯拉夫的外交考量中变得更为重要；最重要的是，苏联已不再被视为敌对或具有威胁性的国家。此后，这一军事同盟逐渐被废弃，日益成为一种尴尬而非保障。迄今为止，尽管南斯拉夫反对军事集团，但并未正式废除该同盟 —— 至少从法律层面而言，该同盟仍有效，直至 1974 年。1968 年 8 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此后莫斯科对南斯拉夫采取的威胁态度，使得贝尔格莱德重新关注《巴尔干公约》中所蕴含的西方承诺。

1955-1957 年间，部分南斯拉夫官员曾考虑重返社会主义阵营；他们对苏联本身，以及对马列主义理想中所蕴含的国际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情感依恋，这使得他们对苏联世界观与政策的转变持过度乐观的态度。苏联认可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公开承认过去对南斯拉夫的不公、并愿意以优惠条件提供慷慨的长期贷款 —— 这些举措让他们认为，东欧局势的缓和、苏联为与西方缓和而采取的建设性外交行动，以及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正常化，都是不可逆转的自由化趋势的预兆。

1956 年 2 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 “去斯大林化” 演讲，加速了东欧国家摆脱苏联控制的进程。这也促使铁托在 1956 年 6 月访苏期间，决定恢复与苏联的正式党际关系 —— 当时苏联领导人似乎接受了 “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 原则。随着双方和解，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亲苏派，以及铁托本人，都设想建立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与亚非 “进步” 不结盟国家组成的大联盟，而南斯拉夫则充当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桥梁。

但铁托低估了赫鲁晓夫的固执，反之亦然。两人在 1955-1956 年间签署各项协议，均有战术层面的考量。铁托准备支持苏联对西方的政策，“并利用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推动他所认为的共产主义长远利益”；而赫鲁晓夫则满心期待南斯拉夫能遵循苏联的路线，想当然地认为 “小国政党的权力应受到严格限制，一旦团结局面恢复，南斯拉夫就应回归其应有的地位，即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团队中的初级成员”。

“去斯大林化” 进程混乱无序。1956 年 6 月底爆发的波兹南骚乱后，苏联试图遏制东欧地区共产党控制力减弱的趋势。令南斯拉夫人不安的是，莫斯科于 9 月 3 日向所有东欧共产党散发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警告他们警惕 “社会主义道路多样性” 这一铁托主义 “病毒”，并重申苏联模式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铁托与赫鲁晓夫紧急在布里俄尼群岛与克里米亚举行会晤，试图化解意识形态分歧，但未能成功。随后，波兰与匈牙利爆发的突发性分裂运动 —— 尤其是苏联对匈牙利的镇压 —— 彻底打破了双方团结的假象。

尽管铁托希望帮助赫鲁晓夫抵御克里姆林宫内反对与南斯拉夫和解的政敌的攻击，但他仍在 1956 年 11 月 11 日的普拉演讲中，强烈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在联合国，南斯拉夫外交官也对苏联的行动，以及对伊姆雷·纳吉的监禁表示谴责 —— 这位匈牙利总理此前一直躲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避难，据称是在得到安全通行保证后才离开大使馆，却遭到苏联当局的绑架与处决。

赫鲁晓夫对铁托的批评感到不满，同时又忙于重建集团团结，因此无意迁就南斯拉夫人。而铁托（或许还包括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亲苏派的多数人）则从中得出了恰当的结论：南斯拉夫对苏联领导层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且苏联的包容态度具有反复无常的特点。

为对赫鲁晓夫做出让步，铁托同意出席 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会议。但在最后一刻，他改变了主意，转而派遣卡德尔与兰科维奇参会。两人拥有较大的行动自主权，并当场决定不签署会议通过的《宣言》。南斯拉夫人对此感到不安，不仅因为《宣言》谴责了 “修正主义”（即铁托主义），更因为赛里斯坚持要求所有与会者承认苏联的 “领导作用”—— 这一主张与南斯拉夫所倡导的 “所有共产党一律平等” 原则相悖。赛里斯提出这一主张，很可能是故意要孤立南斯拉夫，因为南斯拉夫的观点在大都眼中是极其可憎的。

1955 年那番看似美好的团结愿景，终究如海市蜃楼般，经不住仔细审视便消散无踪。苏联与东欧地区 “自由化” 和 “去斯大林化” 所带来的兴奋情绪，让南斯拉夫领导层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莫斯科会彻底改变其国内政策及对南斯拉夫的态度。然而，苏联领导人并不愿在集团事务决策中给予南斯拉夫人平等地位，也不愿（或无法）按照南斯拉夫提出的条件接纳其加入阵营。莫斯科一直等待贝尔格莱德为维护共产主义集团的凝聚力而统一立场，但这一要求实在过于苛刻：南斯拉夫社会早已远离苏联模式，若不借助强制手段，根本无法逆转这一趋势 —— 而考虑到该政权此前为获得民众支持、维护稳定及推行自治制度所做出的巨大让步，强制手段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南斯拉夫最终逐渐走向不结盟，一方面是因为另外两种选择（亲近苏联阵营或亲近西方阵营）均无法得到党内有影响力群体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因为党内所有派系都能接受不结盟政策，将其视为一种折中的替代方案。在 1954-1957 年间，不结盟政策尚未像后来那样获得南斯拉夫领导层广泛且热烈的支持，也未凝聚成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其在提升南斯拉夫国内地位与国际地位方面的潜力，当时也未被充分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