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于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 “社会主义力量” 占多数(就业人数超 450 万)、其余为“阶级社会残余”的社会结构。统计分析显示，1974 年就业人口中 61% 为熟练劳动力， 39% 为半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 

南斯拉夫经济的阶段性成功与 1966-1972 年的国内政治危机并存。正如多数当代社会研究者指出的，物质问题并非政治冲突激化的主因。 

完整的自治管理(“生产者联合”)长期在南共盟内外遭遇阻力，这些阻力导致自治陷入 “割裂”“片面” 或 “碎片化” 状态，缺乏横向和纵向的 “衔接”，其结果是丧失整体意识、利益冲突频发以及自给自足立场的固守。标志着完整自治体系开端的 “细胞式自治”，长期被禁锢在企业围墙内，在强大的国家主义结构中孤立无援、逐渐迷失。在 “革命国家主义” 框架下孕育的 “解放运动” 催生了工人委员会(经工人 “公投” 批准)，但自治的后续发展取决于 “国家主义的消退”。新的分权浪潮引发了 “分权化国家主义” 与 “片面自治” 的博弈 —— 二者相互排斥，却又被迫以混合形态长期共存。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南共盟政治路线中 “通过商品经济(即市场)联合各个生产者” 的构想，遭到地方、共和国及其他 “国家主义” 势力的抵制。联邦官僚结构被共和国官僚体系取代，后者在共和国国家机器的庇护下膨胀。原子化的自治也助长了社会集体所有制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