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社會經濟(尤其是工業)的發展，20 世紀 80 年代形成了 「社會主義力量」 佔多數(就業人數超 450 萬)、其餘為「階級社會殘餘」的社會結構。統計分析顯示，1974 年就業人口中 61% 為熟練勞動力， 39% 為半熟練和非熟練勞動力。 

南斯拉夫經濟的階段性成功與 1966-1972 年的國內政治危機並存。正如多數當代社會研究者指出的，物質問題並非政治衝突激化的主因。 

完整的自治管理(「生產者聯合」)長期在南共盟內外遭遇阻力，這些阻力導致自治陷入 「割裂」「片面」 或 「碎片化」 狀態，缺乏橫向和縱向的 「銜接」，其結果是喪失整體意識、利益衝突頻發以及自給自足立場的固守。標誌着完整自治體系開端的 「細胞式自治」，長期被禁錮在企業圍牆內，在強大的國家主義結構中孤立無援、逐漸迷失。在 「革命國家主義」 框架下孕育的 「解放運動」 催生了工人委員會(經工人 「公投」 批准)，但自治的後續發展取決於 「國家主義的消退」。新的分權浪潮引發了 「分權化國家主義」 與 「片面自治」 的博弈 —— 二者相互排斥，卻又被迫以混合形態長期共存。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南共盟政治路線中 「通過商品經濟(即市場)聯合各個生產者」 的構想，遭到地方、共和國及其他 「國家主義」 勢力的抵制。聯邦官僚結構被共和國官僚體系取代，後者在共和國國家機器的庇護下膨脹。原子化的自治也助長了社會集體所有制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