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事程序的經濟分析

10.1 程序法的基本內容

1. 程序法的含義與範圍（P186-187）

程序法是與實體法相對應的概念，目的在於設定一種能夠產生司法強制力的步驟和程序，實現實體法界定的權利和義務。狹義的程序法指審判制度；廣義的程序法則將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也包括在內——仲裁、行政爭議解決、公證、調解以及民間非正式糾紛解決方式（如私力救濟）。本章討論以正式的國家公力糾紛解決機制（訴訟審判）為主線，以其他替代訴訟的糾紛解決機制為外延的制度格局，主要討論民事糾紛的解決。

2. 糾紛解決程序的四個環節（P186-187）

• ① 糾紛解決的提出：當事人選擇糾紛解決方式，提出解決糾紛的請求。

• ② 對糾紛內容的審理：最核心的環節。當事人對話式為主、裁判人居中主持並推進程序，雙方提出和展示相關證據信息，裁判者據此形成裁判。

• ③ 裁斷結果的形成：確立對糾紛各方具有約束力的裁斷結果，宣告糾紛解決結果的形成和生效。

• ④ 裁斷結果的執行：各方自行或請求第三方具體落實裁斷結果。

3. 兩大法系訴訟程序的差異（P187）

• 程序主導者：大陸法系以法院（法官）為主導（職權主義色彩——法官主動收集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約束）；英美法系以當事人為主導（當事人對抗、法院司法消極原則）。前者可進一步細分為超職權模式（前蘇聯式）和一般職權模式（德日），當前兩大法系呈現出逐漸接近、互相滲透的格局。

• 法律適用依據：英美法系"遵循先例"原則——法官應遵守以前同類案件判決思路和邏輯，體現更多規則創設功能；大陸法系法官依據成文法典進行判決，不顯著受制於先前類似判決，更關注本案審理。

4. 程序法的經濟分析三個核心問題（P187）

經濟分析對程序法的關注，主要是因為程序法影響着法律體系運行的成本——實體法規定的權利和義務並非都能自動實現，程序法的首要目的是促進實現實體法要求的法律效果。但程序法運行需要付出成本，程序法的運行成本構成了法律體系的重要運行成本。

程序法經濟分析回答三個問題：第一，在各個程序環節，當事人的決策是如何作出的？第二，如何最小化程序法的運行成本？第三，當事人的訴訟選擇如何影響了法律的變化和演進過程？這個過程是有效率的還是無效率的？

10.2.1 糾紛解決制度的經濟目的

1. 兩個經濟目的（P188）

從社會角度看，任何糾紛都是個體行為偏離社會要求最優狀態的結果——解決糾紛對整個社會來說是資源的浪費和額外的成本支付（原本在最優狀態下運行可以避免）。糾紛解決制度的兩個經濟目的：

• 目的之一：鞏固實體法的威懾力，實現實體法的目標。 程序法是實體法威懾力實現的進一步延伸——為權利受侵犯的當事人提供獲取救濟、消除和懲罰侵害行為的途徑 → 構成一種威懾（權利最終能得到有效保護、侵權行為最終能被有效去除的威懾）。這是程序法的首要功能。

從經濟分析角度看，提供權利保護威懾構成了程序法的收益。提高收益的主要途徑是按照實體法界定的權利義務格局保護當事人權利、消除侵害。但程序法提供的保護出現錯誤時 → 實體法要求的威懾受到削弱 → 降低了實體法的威懾水平。所以要求最大化地消除可能的程序錯誤——糾紛解決程序的設定應達到社會最優。

• 目的之二：糾紛解決管理成本的最小化。 管理成本包括國家和社會為運行該機制付出的成本（法官選擇和調配、工資支付、檢察官提出控訴、辦公費用等）以及當事人為解決糾紛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偏差成本是國家機關或民間糾紛解決主體出現判斷偏差而導致的成本——既包括給當事人帶來的直接損失，也包括對以後類似糾紛的不當影響。

進一步從成本角度看，程序法實現實體法威懾力的目標可以轉化為錯誤成本最小化目標——只要不出現錯誤就能實現威懾力，出現錯誤就造成威懾力降低和錯誤懲罰守法者。所以程序法的經濟目標可以總結為：最小化糾紛解決的管理成本和錯誤成本之和（Posner, 1973）。

10.2.2 私力救濟與公力救濟

1. 多種糾紛解決機制的譜系——從完全私力到完全公力（P189）

社會提供了多種糾紛解決機制，從完全依靠私力到完全依靠公力，依次排列為：協商 → 調解 → 仲裁 → 訴訟（和解/判決）。這些機制相互配合，分別適用於不同情況，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糾紛解決系統。

機制 特徵

協商 糾紛各方自行就糾紛解決達成一致並自動執行

調解 糾紛各方在獨立第三方居中調停下達成一致並自動執行，第三方由當事人自行選擇

仲裁 糾紛各方選擇仲裁機構，由其根據專業知識和經驗判斷並作出裁決，裁決具有法律效力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訴訟—和解 提交訴訟申請後雙方達成一致，形成法院認可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決方案

訴訟—判決 請求法官給出解決方案並依靠法院強制力或其威懾力進行執行

假設最後結果相同，私力救濟的成本一般低於公力救濟成本——因為前者不需要使用國家強制力（國家強制力使用需要付出較高成本）。從成本角度而言應當鼓勵當事人更多使用私力救濟來解決糾紛，社會糾紛解決資源也應當儘量向私力救濟傾斜。但私力救濟執行完全依靠當事人自覺，強制力有限 → 適用（在事實上）受到限制。

2. 作為可信威脅存在的訴訟機制——為什麼不能沒有訴訟？（P189-190）

訴訟是成本最高的糾紛解決機制。從成本角度來看，糾紛解決越少使用訴訟途徑，節約的社會資源越多。現實中也確實如此——通過訴訟解決的糾紛只佔全部糾紛總量的少數。那麼，為節約成本，社會能不能不提供這個高成本的糾紛解決制度安排呢？

顯然不能。因為訴訟具有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不具有的特徵：可信的維權威脅。其他糾紛解決機制都因為強制力不足而可以被不希望執行解決方案的當事人所違反——也就是說，只有解決方案被確實履行後才能起到可信維權作用，此前不能起到有效威懾。而訴訟的運作及其結果是建立在國家強制力上的 → 給予社會一種確信的可依賴的預期，即受到侵害的權利能夠通過訴訟獲得保護和救濟 → 成為當事人應對潛在侵害的一種可信威脅。

訴訟是當事人維護權利的最後一道屏障。如果其不存在，那麼社會中將缺少足夠的對侵權行為的威脅，其他糾紛解決機制也將失去支撐——因為當事人預期到即使違反私力救濟方案，對方也無力強制追究。這構成了一種激勵機制上的"嵌套"關係：訴訟是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的最終背書。

但是，因為訴訟是成本最高的糾紛解決機制，社會的最優安排是：一方面提供高質量的訴訟制度確保進入訴訟的糾紛都得到正確解決，使實體法威懾力最大化發揮；另一方面儘量減少訴訟制度的使用，降低總成本。為此需要使訴訟相對於其他糾紛解決機制具有相對較高的利用門檻——這也反過來解釋了為什麼訴訟是成本最高的糾紛解決機制。

10.3 起訴決策

10.3.1 訴訟的私人決策與社會決策

1. 原告的起訴決策（P190）

在糾紛產生後，感到權利被侵害的當事人是否決定起訴的基本因素是收益和成本：只有當Pp·D > Cp時，理性的當事人才會決定起訴（D = 侵害造成的損失及勝訴後可得到的賠償額，Pp = 原告勝訴概率，Cp = 原告在訴訟中付出的成本）。e.g. 交通事故損失10萬元、勝訴概率80%、訴訟成本3萬元 → 10×80% = 8 > 3 → 起訴。

2. 起訴的社會決策——私人決策與社會決策之間為什麼存在分裂？（P190-191）

原告的起訴決策與社會的最優決策之間存在分裂，因為原告在決策時沒有考慮兩個成本：一是被告的成本，二是國家運行訴訟機制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原告沒有將訴訟的社會作用——可信的維權威脅作用——考慮在內（Shavell, 1982）。

假設嚴格責任原則下，受害人有預防和不預防兩個選擇。起訴的社會最優條件是：預防成本加上全部訴訟成本 < 預期的損害降低水平（即起訴不僅要促進預防，且預防的收益要足夠大）。這要求考慮訴訟引起的全部成本（原告的、被告的、國家的）以及訴訟帶來的社會收益（損害發生概率的降低——在起訴威懾下侵害人才會實現的行為）。但除去原告自身的訴訟成本外，其他因素都沒有包括在原告的訴訟決策中 → 形成兩種可能的結果：

• 過多的起訴： 原告起訴收益大於其成本 → 起訴，但收益不足以覆蓋起訴的社會總成本。e.g. 交通事故損失10萬元、勝訴80%、原告成本3萬元、被告成本3萬元、國家成本3萬元 → 8 > 3起訴，但三項成本合計已超過原告收益 → 社會不需要該起訴。

• 過少的起訴： 原告起訴收益不足以覆蓋成本 → 不起訴，但不起訴不足以對侵害人形成足夠威懾。e.g. 受害人損失僅3萬元 → 2.4 < 3不起訴，但被告預期到原告不起訴 → 不採取預防 → 放任侵害發生。起訴被告預防時的社會福利水平 > 不起訴被告不預防的水平 → 社會需要該起訴但原告不起訴。

矯正方式：提高起訴費抑制過多的起訴，給予補貼增加過少的起訴。但這需要國家具備相應信息以明確哪些類型的糾紛需要抑制、哪些需要增加——反映國家對不同侵權行為的威懾態度。

10.3.2 起訴費的雙重功能

起訴費的兩難——篩選機制與威懾機制之間的張力（P191-192）

起訴費具有雙重功能：一是對原告進行篩選、過濾（防止過多訴訟）；二是對預防具有反作用（過高起訴費 → 威懾不足）。

• 正面：起訴費限定了獲賠水平低於起訴費的受害人不提起訴訟 → 推動受害人採取非訟方式解決 → 降低社會總成本。與前面"訴訟應為成本最高救濟機制"的思想一致。

• 反面：起訴費構成了受害人利用訴訟維護自身權利的一個門檻價格。門檻越高 → 受害人維權越難 → 提起的訴訟越少 → 侵害人受到法律處罰機會越少 → 實體法規定的威懾水平越難以達到。

這是兩個相反方向的對起訴費的要求。最優起訴費水平應當在兩者之間權衡：一方面保持一定水平的起訴費防止過多訴訟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保持一定的威懾水平不至於使權利維護門檻過高。

10.4 和解與判決決策

在原告起訴後，被告應訴。此後雙方面臨新選擇——是和解還是等待法官判決。和解與判決相比顯然節約了成本（不需法官審理 + 自動履行可能性大 + 不能上訴 → 減少進一步糾紛解決投入）。從社會角度來講，鼓勵和解、不贊成判決。但現實中相當多的案件選擇了判決。那麼，為什麼當事人會選擇判決這個高成本的解決方式呢？

10.4.1 樂觀模型（P192-193）

樂觀模型認為之所以當事人選擇了判決而不是和解，是因為當事人之間對糾紛最終結果有着不同態度——雙方都對自己勝訴有着較強的樂觀預期。

令 Pp 為原告對自己勝訴的概率判斷，Pd 為被告對原告勝訴的概率判斷。原告通過判決獲得的預期收益為 PpD - Cp；被告通過判決形成的預期成本為 PdD + Cd。和解達成的條件是被告的最高出價至少高於原告可接受的最低出價，即存在合作剩餘：PpD - Cp ≤ S ≤ PdD + Cd。

和解的必要條件（存在合作剩餘）：D(Pp - Pd) ≤ Cp + Cd。

和解的條件是 Pp ≤ Pd——即原告樂觀程度不高於被告悲觀程度（原告對自身勝訴的預期不高於被告對原告勝訴的預期）。當原告比被告更樂觀時（Pp > Pd），和解空間縮小甚至消失。

導致判決的條件：D(Pp - Pd) > Cp + Cd。說明：① 訴訟成本(Cp + Cd)越高 → 判決可能性越大（雙方"賭注"更大）；② 雙方樂觀程度差距(Pp - Pd)越大 → 判決可能性越大（都認為自己能贏）；③ 訴訟標的額D越大 → 判決可能性越高、和解概率越小——高標的額放大了樂觀程度差距的效應。

10.4.2 信息不對稱模型（P193-194）

樂觀模型沒有解釋為什麼原被告會有預期上的差異——面對同樣的糾紛事實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預期？信息不對稱模型給出了答案：當事人之間存在着信息不對稱——原被告分別掌握着一些對方不了解的信息而對結果有着不同判斷。

假設原告有兩種類型——高勝訴概率（Ph）和低勝訴概率（Pl），原告清楚自己類型但被告只知總體分佈。被告面臨兩個策略選擇：

• 混同策略： 出價 Sh ≥ PhD - Cp → 所有類型原告都接受和解，沒有判決。被告將所有原告當作高勝訴概率者對待。

• 分離策略： 出價 PlD - Cp ≤ Sl < PhD - Cp → 低勝訴概率的原告接受和解，高勝訴概率的原告拒絕和解而尋求判決。

被告在兩類策略的預期成本之間權衡。判決出現的條件是被告分離策略預期成本小於混同策略預期成本，推導出的條件與樂觀模型的判決條件基本一致，但進一步說明：高勝訴概率原告佔比越大 → 被告越應採取混同策略（全部和解）；低勝訴概率原告佔比越大 → 被告越應採取分離策略（部分判決）。這意味着信息充分交換能促進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