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饥肠辘辘的客人走进餐厅发现：坏了！钱不够。这时，他将面临三种选择：一是点一大桌满汉全席，好好慰藉一下连日来的辛苦与委屈，但吃完这顿“霸王餐”后，弄不好就得上警察叔叔那喝茶去；二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虽然没了排场，可也能风味十足、满意而归，只是会把回家的路费也一并“吃”掉，接下来的百十里地“基本靠走”；三是点一碗阳春面、两碟小菜，寡淡是寡淡了些，但却能很好地兼顾饱腹与口味，还有足够的余钱舒舒服服打车回家。面对这样的“钱不够困境”，他该如何抉择？

如果你觉得超过一百万的存案仍然“不可接受”，那么不妨看看世界其他相似领土和人口体量的大国。2024年，印度全国民事和刑事积案已经超过了5000万件，是中国的39倍。但当我问DeepSeek，“世界上待决案件积压数量最多的国家是哪个”时，它给了我一个让所有足球迷都为之心碎的名字：巴西。截至2024年，巴西法院已经把待决案件攒到了将近8000万，足足是中国的62倍！而且，把它们全部处理完大概要到2040年，也就是14年以后。这都快赶上唐僧西天取经了！但这还不算是最炸裂的。别看印度攒的待决案件数量不如巴西，可咱三哥效率低啊！据国内外各方专家和研究机构谨慎评估后得出的一致结论：印度法院要想将目前的待决案件清理完毕，预计将超过300年。也就是说，在印度，普通人要想拿到一纸判决，难度堪比金蝉子转世为唐三藏。

印度和巴西数据来源：《“系统性迟到”的正义？印度法院积压案件破5千万件》，澎湃新闻2024年1月24日推送；“Amy Guthrie: Brazil’s Overwhelmed Judiciary, Desperate for Help, Turn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dustry News/By ACEDS/January 17, 2024；“Agentic AI Aims to Cut Brazil’s Legal Bottlenecks Over 13 Years”, Mexico Business News, 2026/2/12

对比之下，中国法院的效率显然让博尔特看了都恨爹妈给自己少生了两条腿。法院工作高效本来是一件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好事。问题是，过于高效了。因为，这让中国社会太过轻易地形成了刻板印象：好像任何人的任何诉求只要提出来就都能得到满足。就像我连着追完《梦华录》《去有风的地方》《玫瑰的故事》后，也错以为自己未来的女朋友长得会像刘亦菲。

人们觉得：“既然法律赋予了我诉讼的权利，那么只要一纸诉状将纠纷提交法院审理，法院就应该及时、足额回应我的任何要求”。这导致了两个后果。

如果你觉得时间不够，那也好办：让法官“加加班”不就完了？确实，法官不加班，那是不可能的，现如今哪个牛马不加班呢？法官又怎么可能例外！但你有没有想过，中国法官的疲劳程度和中国法院的繁忙程度成正比，尤其是承担了绝大多数案件压力的基层法院。实际上，基层一线法官也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他们普遍面临失眠、焦虑、抑郁乃至病痛等等身心健康问题。因公牺牲的好歹还算工伤、享受哀荣，更多的连工伤都算不上，可死又死不了，那就只好带病延年、自求多福了。

但很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却经常“踩坑”，且无法自拔。例如，规制滥诉。据研究，极少数“行政诉讼专业户”提起的案件最多可以占到同期一审行政案件总量的8.9%。要知道，为了统计方便，这里只算了1000人。按照一年大约30万件的行政案件计算，这群“豪杰”也不过仅占0.33%，但他们发起的案件却是自身人数的27倍！其中最硬核的是位叫宋春有的狠人，这哥们仅在短短5年之内就提起了1200余起行政诉讼，平均下来，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挑一家政府机关告上法院，执着的精神让打鸣的公鸡都要改口叫大哥。这导致法院和行政机关不得不将大量有限的公共资源向极少数人群极不成比例地倾斜。其中最“倒霉”的两家法院仅2019年一年就接收了108位“行政诉讼专业户”提起的822起诉讼，相当于各自必须常年安排4名法官专人处理。这8位“Lucky Baby”想必每日都是……欲仙欲死……吧？

以上数据和事例均引自何源：《过度诉讼及其司法规制》，载《法学评论》2024年第6期

较之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中虚假陈述、捏造证据、随意提出程序异议，以及明显恶意的上诉、显无正当理由拒绝调解、故意拖延诉讼等滥用诉权现象更普遍，不仅令民事法官深恶痛绝，更直接损害了守法守信一方当事人的正当权益。2020年，鸿基米兰公司名下268套房产被法院查封。为了阻却执行，他们冒用46人名义，伪造了授权委托书、房屋买卖合同及付款收据，据此提出虚假的执行异议。由于手法过于低劣且品控不严，结果不出意外，被法院发现了！法院累计开出了6300万元的巨额罚单，本案也因此入选了“2020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案件”之一，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犹在眼前。但吊诡的是，当我们讨论如何对滥诉行为加以必要规制的时候，立即便有犹疑甚至反对的声音。理由要么是“不符合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精神”，全然不顾被滥诉行为伤害了的人显然更需要保护；要么是“误伤了‘好人’可咋整啊”，仿佛所有的监督制约和权利救济措施都瞬间蒸发。这就让人很费解了：对于侵占、转移甚至损毁国有资产的行为，我们深恶痛绝；而对于滥用诉权损害他人正当权益、过度侵占公共司法资源的行为，我们居然饱含慈母般的舐犊之情！周伯通左右互搏了属于是。又如，提高诉费标准。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施行至今已二十年，一字未改，其稳定程度连宪法见了都得站起来敬酒。在这二十年间，不仅经济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诉讼制度也经历了多轮调整，社会各界对改革诉费制度的呼吁不绝于耳。但总有一种声音担心：调整诉费会“让老百姓打不起官司”，全然不理会减免缓交制度可以让穷人也能打官司，甚至毫不在意过低的诉费会给不诚信和非理性的人一种“你这么体贴，不会就是为了我吧？”的错觉，从而让那些真正需要得到保护的诉求被“挤出”诉讼。于是，大量琐细纠纷继续像骑兵冲锋般涌入诉讼，让本就繁忙的法院系统更加忙得脚打后脑勺。正是在这二十年间，中国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从2006年的800多万件，一路飞涨到了2025年的3700余万件。大量公共资源被耗费在难以计数的低价值甚至无意义的诉讼活动中。

数据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司法统计公报、2025年司法审判工作主要数据

这么说可能不太直观。我们以最容易理解的财政经费投入为例，找了南方某地法院的民事案件作为分析样本。经过计算，向当事人收取的诉讼费用平均每案2560.4元。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最后打输了官司，那么他只需要支付2500多块钱就能为自己的违法失信行为买单。但你知道国家为此默默支出了多少财政经费吗？由于诉讼程序不同，财政支出的成本也有差异。我们就按最少的算：3058.3元。那按最多的算呢？38947.7元。也就是说，国家打一个官司少则“亏”500，多则能“亏”3万6。就这还没算后续的上诉、再审、执行费用，更没算胜诉一方不得不支出的维权成本。诚然，法院不是上市公司，当然不能把“赚钱”还是“赔钱”作为衡量值不值得审判的标准。但问题在于，绝大多数案件其实都是简单案件，并不需要投入过量司法资源。2025年，全国法院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为2467万件，其中合同、准合同纠纷约1799万件，大概占到73%。而其中的借贷、买卖等合同纠纷正是小额诉讼的高发领域。

数据来源：《2025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6年第3期

多少钱算“小额”呢？法律规定是“各省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50%以下”；超出上述额度标准2倍以内的简单金钱给付案件，当事人还可以约定适用。所以，具体到各省的数额上限各有不同。我们就按约定适用的高限，随机找三个省份：“散装”江苏大约是25.8万，“彩云之南”22.7万，“阿凡提的故乡”新疆20.3万。

数据来源：三省区统计局、人社厅公布的年平均工资和三家高院的通知

从统计学和概率论的角度看，这些不到30万的合同纠纷能复杂到哪里去呢？有多大必要投入很大精力处理呢？讲到这，咱们是不是有必要好好盘算盘算：这其中到底有多少财富，以诉讼这种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形式，就这么白白地被浪费掉了？到底有多少财富，其实原本不必如此浪费？毕竟，国家也是拟制的，“国家的钱”也都是从你我的兜里掏出来的。正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小兔崽子得打疼”。“牛马”们卷生卷死，靠着“996”拼福报好不容易攒起来的一点散碎银子，就这么眼瞅着被人白白打了水漂吗？

诉权作为基本权利，当然要充分保障。但司法资源作为稀缺公共资源，显然不可能做到“无限按需供应”。之所以不停强调“公共资源”“国家成本”这些字眼，并不是觉得咱老百姓的诉权无关紧要。恰恰相反，正因为诉权极端重要，我们才必须更加重视诉权实现的底层逻辑。否则，岂不真成了黄炎培口中的“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所以，开篇的“钱不够困境”并不是故作高深，而是想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提醒人们重新认识此前一直被有意无意忽略的常识：我们经常会被眼前看上去美妙的事物遮蔽了双眼，以为瞬间即永恒，从而产生“可以拥有一切”的误会；但常常忘了，自己其实，别无选择。中国法院的高质高效既遮蔽了自身的繁忙和不堪重负，也让中国社会忘记了，当下拥有的只不过是人类漫长历史中的特例，是国人的幸运，并非历史的常态，更非理所当然。想要留住这份幸运，不仅需要国家合理配置公共司法资源，也需要人们善意、有节制地使用手中的自由权利。因为，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