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常成.非法證據排除的規範原理新論以「制裁—救濟」為分析框架[J].中外法學,2023,35(01):241-259.
關鍵詞:排除規則;非法證據;裁量排除;程序性制裁;程序性救濟
摘要: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制裁」與「救濟」兩種規範原理，這一分歧在我國並未得到認真對待。制裁原理以司法正潔與威懾違法作為證據排除的正當依據，具有國家本位、義務本位、違法者本位的基本特徵。目前我國主流觀點將證據排除理解為「程序性制裁」,支持制裁原理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由此導致證據排除的存在意義難題、範圍失控難題、裁量模糊難題等理論與實踐問題。與之相對，救濟原理引入矯正正義作為正當依據，主張證據排除是「程序性救濟」,其目的在於恢復原狀，具有個人本位、權利本位、受害者本位的基本特徵。與制裁原理相比，救濟原理可以為我國證據排除的存在意義、範圍限制、裁量標準等提供更為妥當的解釋。雖然如此，單一救濟原理下的證據排除同樣存在其缺陷。基於原理協同的立場，以制裁原理補充並修正部分解釋結論，對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言更具積極意義。

樊傳明.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動因:制度史解釋[J].中外法學,2018,30(03):671-700.
關鍵詞:證據法;排除規則;陪審團;對抗制;司法改革
摘要:落實證據裁判,完善證據制度,是我國司法改革在技術層面的重要議題,其中包括對證據排除規則體系的建構。從比較法和制度史角度觀之,排除規則體系主要是英國司法制度變革的產物。18世紀至19世紀初的一些訴訟程序變動為以排除規則篩選庭審證據這種管控方式,提供了發展動因。首先,陪審團的轉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結構和處於信息弱勢地位的事實認定者,這為排除規則的發展確立了制度空間。其次,證據成為危險性信息源,產生了排除規則立法的實踐需求。最後,激勵對抗式舉證和支撐言詞論辯式庭審的需要,成為排除規則得以長遠發展的程序驅動。對這些發展動因的制度史解釋,能夠為反思當代我國排除規則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參照。

牟綠葉.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印證證明模式的衝突及彌合路徑[J].中外法學,2017,29(04):1068-1090.
關鍵詞:原子主義;整體主義;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印證證明模式;融貫性的轉移
摘要: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沒有關注法官評價證據的心證過程。英美法系國家的排除規則體現了"原子主義"的思維方式,但我國的排除規則卻是將"整體主義"和"相互印證"的邏輯表達於規範和實務層面。這種"整體主義"的證據評價方式源自於對案件實體真實的追求,其本質是用"印證"思維來解決證據能力問題。這會導致實體事實影響法官準確認定非法證據,也會致使印證證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架空排除規則。此外,心理學中"以融貫性為基礎"的推理和相關法律實驗表明,"整體主義"會引導法官傾向於不排除非法證據。我們應當在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中逐步彌合兩者衝突,其中,最低限度的改革要求在於,不能以"相互印證"來處理取證合法性的問題。

劉品新.電子證據的鑒真問題:基於快播案的反思[J].中外法學,2017,29(01):89-103.
關鍵詞:電子證據;鑒真;快播案;證據規則
摘要:快播案中,控辯雙方的爭議主要圍繞伺服器和淫穢視頻這兩項關鍵證據的取證和保管環節展開,其核心是電子證據的鑒真問題,即這兩項證據同被告人之間的聯繫是否是真實的。該案的審理應當適用我國自2010年始建的電子證據鑒真規則。相比於國際上通用規則而言,我國的這項規則存在著缺少"自我鑒真"和"獨特特徵的確認"方法、較多依靠筆錄審查而知情人出庭作證較少、尚未建立證據標籤制度和推定鑒真制度以及缺少鑒真不能法律後果的設定等缺陷。快播案中的電子證據鑒真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乃規則缺陷使然。雖然快播案中,法庭試圖通過新委託鑑定進行補強,但這一做法並不能有效地鑒真,也有悖於鑒真規則的本意。新近《兩高一部電子證據規則》在電子證據的鑒真方法、法律後果等方面取得了進步,能夠避免快播案的證據問題。同時,也應該認識到,該項規則仍然面臨著繼續改革的任務。

李浩.「直接證據」真的不存在嗎?與紀格非教授商榷[J].中外法學,2017,29(01):212-229.
關鍵詞:直接證據;間接證據;分類標準
摘要:證據與待證的主要事實之間的聯繫有直接也有間接,這構成了區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客觀基礎。主要事實是與法律要件相當的具體的生活事實,判斷、檢驗是否存在直接證據的標準和依據在於是否存在可以直接證明主要事實的證據。在民事訴訟實務中,一些證據可以用來直接證明主要事實,甚至一個直接證據可以單獨證明主要事實的存在與否,因而直接證據是真實存在的。區分直接與間接證據時,採用單一的分類標準,即只是把能否直接證明主要事實作為區分這兩種證據的標準,比採用直接、單獨雙重分類標準更為可取。

李浩.民事證據制度的再修訂[J].中外法學,2013,25(01):197-219.
摘要:<正>"對證據進行規定"是任何訴訟規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因為權利的勝利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可證明性。——堯厄尼希達馬斯卡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與私法領域相比,程序法的意義和效果更加依賴於外部環境——尤其是直接依賴於所在國家司法制度運行的制度背景。"〔1〕本文擬結合我國民事審判方式改革的宏觀背景和民事證據制度運行的社會環境,對本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中證據制度的

紀格非.「直接證據」真的存在嗎?對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分類標準的再思考[J].中外法學,2012,24(03):594-606.
關鍵詞: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主要事實
摘要:我國學界對於間接證據與直接證據的劃分標準及概念的表述過於簡單化,不利於研究的深入。通過審視直接證據與案件事實聯繫的"單獨性"、"直接性",可以發現"案件事實"的法律性決定了直接證據不可能不經過涵攝或解釋的過程而直接與案件事實發生聯繫,"案件事實"中的主觀狀態、意思表示要素,也無法被證據"直接"、"單獨"地證明。因此,現有的以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方式不同為標準,區分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思路註定是失敗的。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的區分必須另闢蹊徑。

胡甲慶.美國專家證據可采性標準在反壟斷司法中的適用及其啟示[J].中外法學,2011,23(03):626-647.
關鍵詞:美國;專家證據;可采性標準;反壟斷;司法適用
摘要: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反壟斷執法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種"重反競爭效果證據輕主觀意圖和動機證據"的趨勢,經濟學方面的專家證據在反壟斷訴訟中的地位突顯。但為防止科技力量對審判權的控制以及專家證據的濫用,節約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美國法院在審查反壟斷專家證據時,從專家證人適格性、專家證據有助性和可靠性等方面嚴格適用專家證據可采性標準。我國三大訴訟法長期將鑑定人定位在法院輔助人的職能上,並視鑑定結論為法定證據形式的做法,缺乏認識論依據,為確保鑑定結論的客觀性、可靠性和公正性,應借鑑美國專家證據制度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將鑑定結論作為一種證據方式,而不是一種獨立的法定證據形式,並建立健全嚴格的可采性標準。

劉忠.被識別的機率:非法取證程序性制裁的構成性前提[J].中外法學,2011,23(02):285-302.
關鍵詞:機率;非法取證;程序性制裁;前提
摘要:為消除非法取證,刑事訴訟法構建了實體性制裁和程序性制裁相結合的二元制裁體系,但實踐中的根本改觀並未顯現。原因在於忽視了程序性違法行為被識別的機率,這是制裁啟動的構成性前提。提高識別機率的諸措施因為刑事政策在正當程序和社會控制之間的遴選,不能按照一維目的實現。在信息不充分的給定條件下,程序性制裁的激勵效果弱於實體性制裁。

[123]邵明.我國民事訴訟當事人陳述制度之「治」從民事訴訟證明的角度分析[J].中外法學,2009,21(02):236-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