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 对球体的巧妙运用：彼得罗·隆吉（Pietro Longhi）《地理课》（The Geography Lesson），1750-1752年。奎里尼•斯坦帕里亚基金会（Fondazione Querini Stampalia），威尼斯（Venez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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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翻】阿波罗之眼：西方想象中地球的地图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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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千纪的最后十年见证了这三个关于这个星球的叙词（descriptor）的关系的进一步变化。在宇宙中看到（或者拍摄）这个星球是改写地球实际与概念中的空间性与诗学的一个刺激因素。鉴于表现形式是表达与传递社会含义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constitutive role），表现地球的问题似乎与我们如此做的技术能力成正比地增加。如今地球似乎同时是机械和有机的，在地化和解辖域化的。詹姆斯·洛夫洛克20世纪70年代自我维持的盖亚（Gaia）理论通过20世纪90年代半是机械半是有机的赛博格星球突变为持续改进的全球性互联网的虚拟球体。[16]然而，这样的地球想象的演变比起发生频率更新在快速上，并经常无意识地借用、重述极其古老悠久的诗性之见。驱动这个研究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地看，当代的全球想象（imaginary）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新颖的。 [16]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盖亚：地球生命新视角》（Gaia: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旧金山：自由书社（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1年；蒂莫西·英戈尔德（Timothy Ingold），《地球和球体：环境保护主义的拓扑学》（Globes and Spheres: The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载《环境保护主义：人类学的视角》（Environmentalism: The View from Anthropology），K.米尔顿（K. Milton）编，社会人类学家协会专著32（ ASA Monographs 32），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3年，31-42页；约翰·皮克尔斯（John Pickles），《地面实况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的社会影响》（Ground Truth: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Guilford），199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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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地理学和全球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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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球中行星间的关系在传统上是宇宙学（cosmology）和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所关心的问题。而如今，天球（celestial
globe）是指太阳系内外的独立行星。直至十七世纪，大多数欧洲人都视封闭球体为宇宙本身的形状。居于中心的，是居于尘世而易变的土球、水球、气球和火球，被永恒不变的天球和水晶球重重包围（见图1.3）。这些同心球的旋转运动表现出了一种以形而上学将普遍的和谐——那人耳所不及的神性音乐，其研究有类于对几何和数字的研究——加诸大千世界之上的诗学[1]。宇宙长久以来是由浑天仪展现的，用托勒密的话说，那是一种数学实现（mathematical
realization）。浑天仪由赤道、南北回归线、北极圈、南极圈总共五道天文学观测得到的（纬线）圈，极轴（polar
axis）和包含有黄道带在内的黄道线构成，或许希腊地球仪工匠（sphairopoiia）已有制作。从十五世纪晚期开始，欧洲地球仪工匠与插画画匠将彼此迥然不同的地球与天球配为一对，暗中破坏了天上世界与地上世界的宇宙统一性。此后宇宙地理学研究的完整范围将由三种地球的表现方式表现，而让天地共享轴心和圆环的浑天仪成为了中介地球与天球的统一符号，成为了宇宙地理学的标志。
[1]施皮策（Spitzer），《古典与基督教的世界和谐构想》（Classical and Christian Ideas of World Harmony）；哈林（Hallyn），《世界的诗性结构》（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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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达哥拉斯思想和柏拉图主义持久的哲学影响，维持了对数学关系和概念形式不可腐坏的完美性的信念。圆，圆周上任一点与圆心等距、其空间关系由数学上美妙难言的π决定，这样的规则图形是几何意义上最完美的三维体。似乎在所难免的是，球会成为总体性与普世性的符号、跨越人类文化而在图像志意义上意义非凡。在西方，它代表了信仰、正义、希望与坚毅；它表示机遇和幸运；它既象征了博雅教育，又象征了机械科学。地球是天文学不容非议的代表符号，它位于人格化的哲学脚下。它所引发的形而上学联想决定了其在预测未来方面的功用——是以水晶球的形式。[2]然而，如果说球体的形状堪属完美，而天体的旋转运动又可预见，位于坚实地面上的球体则表明了截然相反的不稳定性。比如，立方体和棱锥这些有着平坦底面的形状使其能够稳稳停留在地面之上，而相较之下，球体则是容易移动的。代表吉庆与灾厄的球体由是象征着不可预测性与普世性，（而这就是）平凡世界的生活情况。
[2]在早期近代的地图上，拟人化的幸运女神常伴随鼓满的风帆在大海上登场，或者有时站在贝壳上象征航行的种种不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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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学构建的球体概念和这个既形而下又形而上的星球之间的关联，产生了更多符号联想。在古典诸神的众多图像志符号（attribute）中，球形是独属阿波罗的。球形之后又变成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标志。圣父有时被描绘成在球体内部；更为常见的，是基督站在球体上或手持一个球体。世俗君主挪用了球体的符号影响力来表示他们各种要求、主张的普世性。球体在公元前75年被罗马采用代表帝国；加上十字架，它的权威又被法兰克帝国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借用，随后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投射遍航海发现的空间。在法国路易十四那富有象征意味的宫殿中，地球、阿波罗和太阳的符号一体化构成了帝国修辞的核心（见图6.8）。时间更近一点，在1935年布鲁塞尔的一场展览上，一个直径六米的镀金球也展现了在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土地上，太阳永远不会落下。[3]
[3]卡特琳·奥夫曼（Catherine Hofman）、达妮埃尔·勒科克（Danielle Lecoq）、夏娃·内特尚（Eve Netchine）和莫妮克·佩尔蒂埃（Monique Pelletier），《地球与其图像》（Le globe et son image），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199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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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基督教化的宇宙，来自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编年史》（Liber
chronicarum），1493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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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明信片，展现凡尔赛宫宫殿与花园的鸟瞰图，朝西，约199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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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球形平滑而均一；为其表面着色则能丰富其含义。在西方图像学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纯洁和完美，而金色则表示权力、统治和商业。更多的象征含义来自描画其上的几何形状（inscription）：浑天仪的环与带象征着宇宙和谐；载有航班路线的地球，其上的放射性网络代表着商业影响的地理范围。天球和世界地图上构成网格的经纬线也显示出它们超越制图、立法和航行用途的重要意义。它们不仅形塑了地球不断演进的数学视觉形象，还将这个星球纳入自己的属地。1493年的教皇子午线在大西洋的海洋空间分割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帝国领地声索，开启了重塑东西含义、导致今日拉丁美洲的语言分布的全球化地缘政治话语。[4]两极，从地形上说是无形的，却成为了实际的地点，成为了为国家自我夸耀的事业所奋斗的个人英雄自我牺牲的场所。回归线、赤道线和画在气候带之间的界线显示了从希腊罗马时代就有的自然与人类生活世界的区分。球体投影图上的点、基本方向——东西南北——激起了强而有力的目的论、人类学联想。很大程度上由这些地球仪上的假想点和假想线所建构，西方的地理想象在将它们化为遍及地球表面的现实空间上投注了极度的精力和热情。在此过程中，全体人类和环境的意义和身份认同都被改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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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上纯然地描画几何形状之外，阿波罗式的目光还在其表面画下海路界线作为基本分界。对地中海欧洲和大西洋欧洲的居民而言，这样的基本分界尤其容易理解，他们居住在地形破碎的半岛和岛屿上并航行其间，其他群岛文明也是一样。但海陆模式不是描绘全球地理特征的唯一可能。从太空看来，颜色和色调差异与云的运动模式才主导了地球的表面格局。地理学（Geography）传统上被人与宇宙地理学（cosmography）和地方地理学（chorography）区分开来，就是因为其对如此格局的关注，而非对天文和地方的空间再现。[5]以海洋和陆地为首要的地理秩序直到二十世纪才得到确定——一个不断全球化的欧洲地理想象所强加的认知。[6]海陆面积、分布，还有它们的互相包围长久以来都争论不休。地球的地理命名必然是随意与因循的，而不是逻辑与实证的，地图册或者世界地图上似乎存在的秩序与稳定有欺骗性：写满地名的地球是竞争的空间而不是和谐的空间。连子午线的定位与编号都有一场文化政治，在1884年由英帝国推行，近年又受到要求将本初子午线移至太平洋的后殖民提议的挑战。[7]尽管欧洲东侧的陆地边界不可见，欧洲名义上仍系大陆（continent），而与欧洲同样大小的印度和格陵兰则被分别授予次大陆和岛屿的身份。 [6]刘易士（Lewis）和魏根（Wigen），《大陆的神话》（The Myth of Continents）。 [7]移动本初子午线的提议来自德国历史学家阿诺·彼得斯（Arno Peters），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等面积世界地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