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方案的指派的开放性，当然引发了关于指派地位的争论。比如启蒙运动时期，“自然人”的概念还有他理性思考的能力直接引向人权争论[39]，而十九世纪激进科学建构了从孩童般的、女性化的、自然的“暗黑”“种族”升到成年的、男性气概的、有文化的“白色”“种族”的梯子。不用多说，分类者一直把它们放在这种等级制的顶端。而对这种“人类身份”划定方案最激烈的挑战，来自同一哲学传统内部的全球化和平等化倾向。形式上，古代世界的奴隶被排除出完全的人类地位，因为他们没有财产，甚至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占有。对基督教而言，这和普世的救赎相矛盾，救赎将永恒的灵魂而非物质身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奴隶制为那些没有接受基督讯息的人长久容忍，比如基督教世界东境的斯拉夫人，但是这是在道德上靠不住的活动。同样，罗马帝国边界之外的野蛮人（他们的胡须泄露了他们和动物的相似关系）也为基督教引发了难题。奴隶制、得救和人类身份之间的矛盾，直到现代时期还是活的道德问题，那时基督教教堂为古代人居世界界限之外民族的精神地位犯难。

随着欧洲人发现圣经或早期教会权威所未知的世界，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理论上，欧洲人如何对待原住民将取决于其结果。保罗三世（Paul III）1537年的通谕《崇高神意》（Sublimis Deus） 宣称所有这些民族都有可能获得救赎。殖民种植园是对荒野对“人类”所构成的想象与实际威胁的一致回应。原住民的改宗和旅游业的引入遵循着单一的路径：“野生动物逃离殖民者和牧师建立小木屋的空地；恶魔与森林一起撤退。”[40]启蒙作家，如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ousseau）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将共同人性的论述世俗化为“权利”。十九世纪的全球传教、废奴和人道主义协会，以及当今的非政府组织（NGO），都维持了这种对文化他者的暧昧回应。

如果说西方思想以抽象、理性思考的能力定义了人类的特殊性，那么这种思想最纯粹的文化表现就是用数、比例式（proportion）和几何形状表达的数学了。几何给数学关系以空间表达；它起源于对天地空间的实际测量。[1]将近两千年来，亚里士多德式对可变的元素球[2]和不变天球的区分统治了宇宙地理学，而由柏拉图哲学发源出的观点认为，如果易于腐坏而有限的自然中不能找到完美，那完美一定存在于纯粹理智的领域，而且只有在宇宙层面、在人体自身（隐含着男性身体的意味）才能最接近它。一直以来，人们思辨地球大宇宙和人类小宇宙的关系，是通过将一者与另一者的图像关联起来，这令二者根本上的数学同源关系得以清晰可见。[3]此类话语经常提到眼睛这个面部器官，认为眼睛自己就是一个球，而从十二世纪开始，视觉无疑是西方科学中那个受到特殊优待的感觉。[4]全球视野、图形表示和人类的特质——抽象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之间的阿波罗式联系，是通过几何学得以塑成的。

[1]根据希罗多德，几何学起源于尼罗河三角洲土地测量员每年一度用绳重新丈量地产界线的实践；晷针（gnomon），这种利用影子使时间与纬度得以确定的直柱，也是自埃及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来到希腊的。M. R. 赖特（M. R .Wright），《古代宇宙学》（Cosmology in Antiquity），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5年。
[2]即土球、水球、气球和火球。在亚里士多德天文学中，天球由第五元素以太构成。——译者注
[3]小S. K. 赫宁格（S. K. Heninger, Jr.），《宇宙之镜：文艺复兴时代的宇宙范式》（The Cosmographical Glass: Renaissance Diagrams of the Universe），加州，圣马力诺（San Marino, Calif.）：亨廷顿图书馆（Huntington Library），1977年。
[4]肯普（Kemp），《艺术的科学》（The Science of Art）；另见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对罗杰·培根（Roger Bacon）的讨论，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罗杰·培根的地球坐标系》（Roger Bacon's Terrestrial Coordinate System），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90年总第80期，第109-122页。

宇宙和以几何方式定义的身体的形态关系，能轻易地导向对大宇宙和小宇宙过程性联系（processual connection）的类似信念，这一联系虽为肉眼所不能见，但因二者数学上的和谐关系而能以理智所理解。既是感官又是理智的音乐，长久以来被认为是通往宇宙和谐最直接的径路。带有“校音”含义的德语词Stimmung，直接捕捉到了人类灵魂（anima）和世界灵魂（anima mundi）之间的共鸣。[5]与潘（Pan）歌唱地方主义与依恋的音乐不同，阿波罗式的音乐是普世和超然的。[6]梦想（somnium）的悠长传统，将灵魂飞升与星际飞行之梦与音乐的功效联系起来。在梦（somnium）中，人的心智可以达致地球之上的阿波罗式视阈，这是现实中的眼睛所不能够的。

在我们之下忍辱含垢？[7][8]

在耶稣会传教士帝国的中心罗马，聆听圣乐放松下来的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也梦到了天上之旅（见图6.5），而二十世纪航空航天的诗学都同样将帝国想象与阿波罗式想象编织为一体。

6.5 全球救赎经由从无限的天上空间射出的信仰之光到达非洲，安德烈亚·波佐（Andrea Pozzo）在圣依纳爵（St. Ignatius）教堂顶上的湿壁画，罗马，1694年。

几何隐喻、几何符号和几何图像是世界灵魂的典型表现方式。地球诗学一直以赫尔墨斯主义意味影响着测量和勘测的形式数学（formal mathematics），而认出神圣几何经常被认为是觉悟（enlightenment）和神示的证据本身。[9]因此，地球模型和全球地图既表现了地与天的形而下学（physics），又同样多地表现了地与天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也就不足为奇。[10]几个世纪一直是解梦关键文献的马克罗比乌斯二世纪《关于〈西庇阿之梦〉的评注》，其抄本和印本通常绘有世界地图，而奥特柳斯、墨卡托（Mercator）和洪迪厄斯（Hondius）[11]等现代制图学创始人，在他们的地球仪和地球投影图上注出形而上学的参考信息。[12]

[9]哈林（Hallyn），《世界的诗性结构》（The Poetic Structure of the World）；罗伯特·劳勒（Robert Lawlor），《神圣几何学》（Sacred Geometry），伦敦：泰晤士和赫德森出版社（Thames & Hudson），1982年。
[10]菲利普·乌尔蒙（Philippe Oulmont）编，《大地与天空》（Le terre et la ciel），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1998年。
[11]指的可能是约多库斯·洪迪厄斯（Jodocus Hondius，1563-1612），佛兰德版画家和制图家，以其绘制新世界和欧洲的早期地图而著称。——译者注
[12]乔治·曼加尼（Giorgio Mangani），《亚伯拉罕·奥特柳斯与心形投影图的赫尔墨斯主义意味》（Abraham Ortelius and the Hermetic Meaning of the Cordiform Projection），载《世界图像》（Imago Mundi）1998年总第50期，第59-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