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尔对埃涅阿斯从特洛伊城毁灭到罗马城建立的史诗之旅的描述，能明显见出附着在殖民地（colonia）一词上的居住含义。与其说这一过程是就空间征服得到叙述，不如说是就被迫移居、流放和对失落家园的渴望得到叙述的。这包含埃涅阿斯在迦太基（罗马的“他者”和特洛伊英雄的虚假“家园”）对狄多（Dido）极为关键的拒绝与在新地也是应许之地上建立社会的创造宇宙之举（cosmogonic act）。[28]都铎王朝的英国用种植园（plantation）指代爱尔兰和弗吉尼亚定居点的用法，表达出新故土（newly native soil）中类似的植根文化含义。

维吉尔书写他这部史诗，是在奥古斯都宣布帝国成立之后、殖民占领重要他族领土之前的罗马帝国历史关键过渡期。罗马帝国将主要为退伍士兵建立定居点（coloniae），以此作为服役的报偿，这精明地承认了居住者对土地的忠诚会使他们成为对抗土著索要土地最狂热的人，这是贯穿整个帝国历史、一直用到二十世纪西澳大利亚和西加拿大士兵定居点的招数。尽管帝国和殖民地紧密联系，它们却涉及截然不同的空间性与环境关系。[29][30]

[29] 贸易殖民地，例如黎凡特地区的威尼斯和热那亚或者十九世纪中国的欧洲通商口岸，并不符合这一模型；商人是世界主义者，不受地方主义限制。
[30] 注释中“黎凡特地区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原文如此，指的应该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黎凡特地区的港口、商站一类。——译者注

帝国建构世界（world）：全球性、城市中心、等级制、看起来拉开了距离（visually distanciated）。种植园与农业殖民地的地方空间是地球（earth）的空间。实际上可能存在着居于统治地位的城市中心，空间等级制与社会等级制，清晰标出的和荒芜地带与远离文明的地带之间的界限，以及画在殖民地种植园土地上的、在地图上使用的几何形状，但这些常常是帝国所强加的，在殖民者寻求自治的运动中，常有人对此愤恨不平，将其忽略或推翻。在英殖美国，如弗吉尼亚人、宾夕法尼亚人或佐治亚人等再三忽略、放弃伦敦构想的城市集聚方案，换取更松散、更自主的农场模式，甚至连托马斯·杰斐逊寻求控制共和国殖民冲动的大陆定居点方案，也只经历了有限的成功。殖民者在之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非等地领土的殖民经历中也有类似的回应。农业殖民地的本质是对土地而非领土秩序的忠诚。先前的土地占据，使得安顿下来的（planted）殖民者进入了与其他原住民（native）的冲突，这些冲突比帝国主义者面对的冲突更激烈、更致命。帝国主义者面对的冲突常被描绘成人文与自然、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冲突，其中殖民者代表前者，而原住民代表后者。并不罕见的是，殖民者发现他们不仅和先前的居民，还和帝国中心本身冲突着，帝国中心更乐于表达着普世保护的花言巧语，一种殖民者认为更同情“野蛮人”而不是他们自己的修辞。[31]这一冲突引出了另一个与全球和帝国概念相关的概念，也就是人类身份（humanity）的概念。

[31] 历史事例包括西班牙王室和新西班牙定居者关于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记录的土著人所受对待的争论、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和西宾夕法尼亚州边境的苏格兰-爱尔兰裔人（Scotch-Irish）关于武装回应印第安人攻击的争论，还有时间更近一点英属东非、英属南非白人定居者和伦敦关于非洲“准备”自治的争论。

宣告帝国成立，需要宣称自己统治外族臣民，这将帝国不动感情地投射在民族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上的凝视道德化；这样才有了维多利亚时代帝国母亲的修辞术。帝国会做出建构普世人类身份的姿态。古希腊的话语在建立帝国与殖民地的语言之外，很大程度上催生出西方人类身份和人文主义的概念，这些都是基于固定不变的特质区分人类与非人生物的抽象概念。历史上，人文主义与全球想象与全球表现紧密相关，部分就是通过希腊思想初次建立的人类宜居性与地球气候区之间的联系实现的。尽管是根据气候而定义，人居世界这个概念“其最本质的含义可以被定义为由居住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得以融贯为一的区域，以至没有部族或种族能与其之外的民族完全切断联系，这和这一区域周围的地区是不同的”[32]。依照这个定义，人居世界之外的生命一定是非人或者他者了。

语言、习俗、信仰、肤色的不同不如人类共有的特征重要，这一随之暗中影响道德地位和权利而如今通行的观念，有着漫长复杂的历史。人与非人间、人与非人内部的类别界限，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是流动的；其实有论据指出，这些界限几已完全消除。[33]将“人”权延伸至其他生命形态的吁求，遗传操纵（genetic manipulation）[34]、置换手术和体外生殖的进展，都显示出这种边界持久不断的易变性。但在欧洲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为“人类”划定界限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边界决定的。

比方说，举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1493年《纽伦堡编年史》（Nuremberg Chronicle）中的世界地图（图1.4）为例，这张地图紧挨在创世插图之后，因此表现的是上帝在大洪水后交给诺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地球。舍德尔（Schedel）的世界地图描绘古典人居世界，正值世界地理学即将遭到不可逆转改动的时节。实际上，这一文本其实记录了前些年西大海（western Ocean）的岛屿发现。位于全球空间角落的是诺亚的儿子，基督教思想传统上将三大陆人口认作他们的子嗣，而在地图空间边缘排列着奇怪的生物。尽管由不同民族组成——有些还没有得到救赎——人居世界的人口组成了全体人类（humanitas）。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子孙，也因此拥有得救的能力。在人居世界框外的地球空间，是兼有人与非人特征的他异（other）、**生物：他们有尾巴、兔耳、狗头。这些“怪陋种族”可追溯到普林尼《自然史》，长久以来出现在中世纪世界地图（mappae mundi）和百科全书中。[35]他们的实际样貌，显示出普世主义和欧洲地方主义忧虑间的道德张力，前者是犹太-基督教创造世界、人类一家的观念中与生具来的，后者有限的地理知识否认“他”处的居住者具有人类身份。这张插画之后五百年间欧洲人与非西方民族相遇过程中解决这一张力的实际结果，既是悲惨的毁灭，又同时是相互的转变，甚至是解放。这张力至今仍然产生着今日的道德困境。我的言外之意是，这一张力内在于在地理学上比直接经验更加重要的西方帝国性全球概念，内在于将覆盖全球表面的领土统治正当化的强烈冲动，内在于移民和定居的殖民计划。

1.4 托勒密式的人居世界，文本边缘有怪陋种族，来自哈特曼·舍德尔（Hartmann Schedel）的《编年史》（Liber chronicarum），1493年。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er）。

此外，犹太-基督教的遗产也至关重要。在宇宙地理学上位于他创造的大千世界之外的希伯来神（Hebrew God），其显现（epiphany）在地理上并非注定。实际上的神显地固然成为了圣地，而且没有哪处能与耶路撒冷匹敌。但这个神并不在地理或环境方面受到限定，而如奥林匹斯山上的主神则不同，他们为物质世界界划好的有限区域负责，在预先决定的地点显现。犹太神作为人类基督（Christ-man）而牺牲的时候，这救赎的举动本身在地理上是能够延展的。复活表示着与具体地点切断联系，是代表全人类而做出。圣饼的流动性表示出与地方信仰截然不同的精神空间性。而且基督教所固有的，是传教的急务：向所有民族传播所谓救赎的裨益。这一急务一再引发的问题，关乎人类身份的界限，也就是能够得救的人身份的界限。

在希腊罗马时代，人类完整地位和权力来自公民权；它们的确很有根据。希腊城邦公民权最初来自耕种土地的所有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真正的”产业（“real” estate[36]）——一千年间始终是政治选举权的根基。部分地，财产将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培养心智，而心智的理性说明了完全的人类身份。将地图空间、社会、理想化身体及其官能映射到人类尺度上、将“人文”与自然对立起来的的等级秩序，在西方思想和事件中被不断改写。[37]城市被视为完整发育的人类的空间性表达和中心。性别假定长久以来将这种地位限制在由知识（scientia），也就是和头脑联系的理性思维，刻画的成年男性中。[38]一直被认为更接近自然的妇女儿童的完全人类地位，是模糊的。身体的象征地理学中，家庭和心相联系。地理上，没有开垦的自然或者荒野，还有上面动物般的居住者远在人类世界的界限之外。住民被认为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残暴无心，依照下半身的摆布活着。那些靠种田为生，尤其不是定居耕种者的，还有活动被限制在无技能体力任务中的人，组成了这一等级制最底层的社会阶级。对他们来说，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无论是被雅典哲学家、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还是维多利亚社会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