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此地理划分的表现亦是符号挪用的领域。在西方图像志中，欧洲头戴象征城市文明和军事力量的塔形头饰（tower）[8]，身着代表帝国的紫色奇异斗篷，装点有权杖和圣球（orb）这些帝王符号。伴随她的公牛是指朱庇特化身为牛劫夺欧罗巴，将她从雅典带到克里特岛（Europa）的传说，那是一个为了欧洲人文主义的文化建构工程被回忆起并被铺展成为历史依据的故事。[9]大陆的颜色，每块大陆最高点与最低点的确定，它们的地理中心、对跖点和每块大陆最长的河只是地球仪和世界地图上铭写下的许多知识建构中的寥寥几个。同自然现象、圣人事迹、历史事件的真实发生点一道，它们表达并建构了诗性地理，在全球表面塑造意义。尼罗河及其非洲河源从古代世界延续至蒸汽铁路时代和电报时代的历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8]塔形头饰（tower）是英国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统治时期的一种很高的头饰，呈塔形，由硬纸板、平纹细布、网眼织物和丝带制成。——译者注，参考了牛津词典相关条目
[9]约翰·黑尔（John Hale），《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明》（The Civilization of Europe in the Renaissance） ，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1993年，第 7-11页；迈克尔·J. 赫弗南（Michael J. Heffernan），《欧洲的含义：地理与地缘政治》（The Meaning of Europe: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伦敦：阿诺德出版社（Arnold），1995年，第9-48页。

在全球地理分布中寻找规律和形式对称的努力，持续显露出匹配形而上学秩序和全球地理秩序的宇宙地理学渴望。中世纪三大陆地盘（terrestrial disk）式对地球的表现形式、早期现代地球仪上人们长期想象存在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和对北方海上航线能够平衡环南极航行的坚定信念，说明全球对称性对人们想象力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历史。追求全球对称的理性主义理论提纲迅速关注到了欧洲航海家所揭示的不断变化的海陆模式：奥特柳斯力图使非洲海岸线与南美洲海岸线相合，而在《新工具》中弗朗西斯·培根是最先几个注意到它们作为有地峡、从赤道到南端的岬角不断缩窄的大陆的相似性，认为“这不能说是纯出偶然的”[10][11]。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将海洋陆地的对跖不对称性整理为理论，而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数学家阿列克谢·舒利加（Alexei Shulga）声称八面体有助披露大陆地块和深海海沟的相似性与对称性，相同的模式沿着赤道每过九十度就重复出现。[12]对地球表面模式的基本秩序的主张，不仅是被观测科学驱逐出去的、令人发笑的迷思和幻想。它们也显示出以秩序之梦制御地理多样性的形而上学渴望——从而经常也包括文化多样性。它们在塑造人类身份和行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10]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转引自詹姆斯·罗姆（James Romm），《大陆漂移说的一个先驱》（A New Forerunner for Continental Drift），载《自然》（Nature）总第367期，1994年，第407-408页。
[11]译文引自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7-177页。——译者注
[12]维克托·N. 绍尔波（Victor N.Sholpo），《地球空间的和谐性》（The Harmony of Global Space），载《涂鸦地理学第一辑》（Geograffity 1），1993年，第6-15页。

和在西方全球想象演进中的实际地点同样重要的，是已知与未知空间之间的疆界。平面地图上已知的区域可以一直延伸到描绘空间的边缘，暗藏起于边框之外还存在着什么的问题；在地球仪上，“世界的尽头”就不能被忽略了。地球仪在第一次环球航行那几十年大行欧洲并非偶然。[13]实际上，地球表面的尽头也是起点；心理上，无限隐含着与秩序消散一同发生的混乱。古代世界没有留下明确的制造地球仪的证据；单是对球形大地的知识就使得划分其已知空间的疆界成为必要。地球的尽头超越了古希腊的人居世界（oikoumene），那个由气候区和地中海一带的海陆模式从理论上决定下来的地区（见图2.3）。[14]从希腊罗马时代地球的边界就被画出来区分人文和自然的其他部分、显示帝国对自然和各个民族的支配权。

[13]见第4章、第5章。关于地理上的未知区域同心理上受到压抑与恐惧的“他者”之间的关联，见玛丽·赫尔姆斯 （Mary Helms），《尤利西斯之帆：权力、知识和地理距离的人种学奥德赛》（Ulysses’ Sail: An Ethnographic Odyssey of Power,Knowledge,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
[14]斯坦斯扎克（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第34-36页。

2.3 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居世界（ecumene）气象模型的当代重构，来自让-弗朗索瓦·斯坦斯扎克（Jean-François Staszak），《地理之前的地理：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笔下的气候》（La géographie d’avant la géographie: Le climat chez Aristote et Hippocrate），巴黎：阿尔马丹出版社（L’Harmattan）

地球描绘方式的含义在相关文本和图像中得到了扩展，无论是在其空间边框之内还是之外。奥特柳斯的世界地图题为《寰宇大观》。将这几个字置于在东西南北有人形“风头”（wind head）伴随、祥云托起的涡轮花饰（cartouche）内将这张图像与罗马帝国的修辞建立起了关系，正如同将1972年NASA地球照片命名为“地球太空船”与二十世纪中期美国文化流行的使命与孤独意象相联系。在水陆组成的空间中，含义也能得到相似的扩展。比如，在十七世纪温琴佐·科罗内利（Vincenzo Coronelli）[15]的大地球仪中，详尽的文本提供了只有在制作这个地球仪的特殊语境下才清晰易懂的、复杂的历史学、人种学与寓言学注释（见图6.9）。[16]它们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它们的存在与方位，又体现在它们所叙述的情况，前者暗示那块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比文字上说得更重要。图画也承担了相似的功能。在地球仪和地球投影图上的海洋空间中不但画上线性的波浪，而且画上海鱼、海洋哺乳动物和海怪在长久以来平常可见，它们许多都是寓言性质的。例如，在1570年朱利奥·萨努托（Giulio Sanuto）[17]所画的地球上，一个海怪从他所刻的提香（Titian）的《帕修斯和安德洛墨达》（Perseus and Andromeda）移向南部海域，这是转移到地球空间上的神话时刻。[18]地球仪和球体投影图上复杂的符号注释充当了日后图像中被回想与挪用的知识和信仰残余，持续影响着地理想象。

[15]温琴佐·科罗内利（1650.8.16-1718.12.9），是意大利方济会修士、制图家、出版商，尤以其地图册和地球仪闻名，生命大多数时光居住在威尼斯。——译者注
[16]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地图帝国：透过历史看制图学的理论方法》（L’empire des cartes: Approche théorique de la cartographie à travers l’histoire），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1992年，第229-231页；另见下文第7章。
[17]朱利奥·萨努托（活跃于约1540-约1580），是威尼斯版画家。——译者注
[18]迈克尔·伯里（Michael Bury），《朱利奥·萨努托：一个十六世纪威尼斯版画家》（Giulio Sanuto: A Venetian Engraver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爱丁堡：苏格兰国立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1990年。

6.9 科罗内利为路易十四制作的地球仪细部，将尼罗河的源头饰以插画，1683年。图片来源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巴黎。

这些章节的图像以不同的方式各具全球性（global）。[1]全球性（global）指的是一系列范围持续扩展的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进程。它的许多力量来源于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观念：地球，作为单一的空间，是由相互联系的生命系统与其表面组成，而在其表面上，现代科技系统、通信系统和金融系统不断克服时空限制以达致彼此协调的同时性。就连认为全球进程不均等、破坏当地的这种负面评价，也在全球空间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意义上依赖了对全球主义的不可见允诺。滥砍乱伐、大气污染或者沙漠化扰乱了自然世界，威胁了全球自然平衡，这种信念的增强既是依靠全球信息的即刻传播，又是依靠上述这些人类活动自身。全球进程的话语影响，似乎恰恰是在长久以来在欧洲中心主义想象中居于人居世界（ecumene）边缘的地区增强的。[2]因此，热带雨林、极地冰盖、沙漠和深海在当代引发的种种联想，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因于西方全球视觉形象和全球想象的历史。

全球化（globalization）赋予了当代不断加速的全球主义进程一个社会经济学和政治动力，甚至是目的（teleology）。经济上，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和贸易市场的整合响应了极具流动性（hypermobile）、脱离对某一地点附着的资本的需求。这一进程在西方帝国的历史中有其深厚根源，荷兰东印度公司、哈得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3]等“全球”贸易团体是其现代形式的始作俑者。社会上，谈论全球分工、全球生产、货物和信息的全球营销和全球消费，并将这些与在时空上保持在地性的生活过程进行对比，正变得越来越具有意义。各种政治现象，比如“世界”大战（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国际宗教组织、人道主义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具有全球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甚至使南极洲摆脱相互冲突的领土主张的国际协定，都令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术语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意义非凡。文化上，全球尺度似乎越来越适于描述与解释这种种现象：互联网、电影院、视频和流行音乐、新闻编排、快餐、饮食偏好、服装选择与个人时尚选择、旅游业，甚至还有科学操守与艺术操守（artistic integrity）、人权与道德行为。[4]

[3]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于1670年注册成立，是一家根据英国皇家特许状进入哈德逊湾进行贸易的公司，在约两百年间实际上控制了现加拿大中部地区。——译者注
[4]关于历史视角下的全球化，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System），共3卷，伦敦：学院出版社（ Academic Press），1974-1988年；还有J. M. 布劳特（J. M. Blaut），《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史观》（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Guilford），1993年。关于更多社会学角度观点，参见迈克尔·费瑟斯通（Michael Featherstone）编，《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伦敦：世哲出版社（Sage），1990年；及M. 奥尔布罗（M. Albrow）和E. 金（E.King）编，《全球化、知识与社会》（Globalization, Knowledge, and Society），伦敦：世哲出版社（Sage），1990年。关于全球化的地缘政治机制，参见J. 阿格纽（J. Agnew）和S. 科布里奇（S. Corbridge），《掌控空间：霸权、领土和国际政治经济学》（Mastering Space: Hegemony, Territor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95年.关于全球化的文化地理学，参见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一种全球性地域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载《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1991年六月号，24-29页；以及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89年。

当代全球化至少部分导致了全球地理学的去中心化，这真是一条重要的见解。知识和影响力从中心区域生发，向地球边缘涌流，但从中心区域出发想象全球，还不足以捕捉那发生在每条联系两端的相互形塑，尽管这种形塑并不是均衡的。“网络”和“根茎”这样的空间比喻于是代替了取决于帝国和欧洲中心主义视域的“核心”与“边缘”。然而，持续扩张的人口、对新消费品不断增长的需求、有权有势的精英为争夺领土和地位的竞争，还有教义上的党同伐异从大约1450年开始在500年间塑造了强而有力的欧洲中心的全球主义，这却也是不争的事实。[5]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边缘同步进行的扩张，和对另类“中心”的重新构建，利用并重塑了欧洲古代全球帝国主义的记忆。[6]在欧洲扩张进程中逐渐发展的、全球和地球的图像和印象，既塑造了全球化世界的实际状况，也被这种实际状况所塑造。当然，全球化永远是部分、依具体情况而定的，永远和更加在地的视角和经历相持不下着。[7]因此，帝国城市的景观——尤以罗马最为显著——揭示出，中心永远需要得到建构，永远需要得到在想象中的不断再造，以此表达凯撒、教皇和帝国的全球空间性。

[5]布劳特（Blaut），《殖民者的世界模式》（The Coloniser’s Model of the World）。
[6]彼得·休姆（Peter Hulme），《殖民遭遇：欧洲和加勒比海原住民，1492-1797年》（Colonial Encounters: Europe and the Native Caribbean, 1492–1797），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1986年；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欧洲对新世界的遭遇：从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European Encounters with the New World: From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纽黑文（New Haven）：耶鲁大学出版社，1993年。
[7]德里克·格雷戈里（Derek Gregory），《地理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94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牛津：布莱克韦尔（Blackwell），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