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铁托出访南亚」

1-17 · 1952 年 7 月，一群因 1948-1949 年巴勒斯坦战争失利以及对政治领导人腐败无能感到愤怒的军官推翻了法鲁克政权。驻开罗的南斯拉夫官员将此次政变视为埃及民族主义的真实体现，而非像大多数外国外交官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保守的军事集团取代了另一个同样保守但腐败透顶的政治集团。南斯拉夫期刊上出现了一些未署名文章（极有可能是驻开罗的南斯拉夫官员与记者的观察记录），呼吁关注埃及国内偶发的局势变化 —— 作者推测，这些变化可能预示着重大的国内政治变革。其中一篇文章在西方评论员之前就指出，军政...

1-17 · 南斯拉夫与埃及代表团在安理会频繁磋商，且在诸多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在政策层面，双方的合作无法超越两国利益的交汇点。法鲁克国王（King Farouk）统治下的埃及高度依赖西方，且受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地区军事力量的掣肘，在外交事务中仅能行使有限的独立权。1951 年 11 月，维尔凡友好代表团从埃塞俄比亚返程途中，在开罗停留数日，但未能取得任何成果。南斯拉夫公使馆与法鲁克政权的接触寥寥无几，且这些接触往往生硬而不愉快，部分原因在于一个由前 “乌斯塔沙”（Ustashi）和 “切特尼克”（C...

1-17 · 尽管联合国为南斯拉夫与新兴国家的互动提供了便利，但双边层面超越常规经济条约签订与代表团互访的友好举动，对两国关系的萌芽而言更为关键。1952-1954 年期间向南斯拉夫秘密运送武器至缅甸和埃及，随后又运至阿尔及利亚，这一行为不仅促进了双方就国际事务深入交换意见并调整立场，还帮助消除了因意识形态取向差异而残留的疑虑 —— 在埃及问题上，这种作用尤为明显。

1-17 · 1951-1952 年期间，不结盟国家对南斯拉夫眼中 “岌岌可危的局势” 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且有时还对苏联做出安抚姿态，这引发了南斯拉夫的批评 —— 从 1955 年后南斯拉夫的政策来看，这些批评显得异常不切实际。1952 年 11 月，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席位选举中，亚非阿拉伯国家支持捷克斯洛伐克而非南斯拉夫，这促使贝尔格莱德（即便在不结盟成为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基石之前的岁月里，贝尔格莱德也一直谨慎避免过度冒犯这些国家）罕见地爆发怒火，谴责它们 “与苏联进行无原则勾结，表现出愿意向苏联集...

1-17 ·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南斯拉夫面临的主要难题并非如何向新兴国家证明自身友好态度，而是要让这些国家相信两点：其一，南斯拉夫并非过度反苏，也并非蓄意加剧冷战（新兴国家恰恰希望缓和冷战局势）；其二，南斯拉夫对苏联的申诉具有合理性，是基于现实情况，而非出于意识形态沙文主义。一位长期在联合国任职的南斯拉夫通讯员，在谈及本国 1951 年决定将苏联施压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这一决策时表示，印度代表团当时认为南斯拉夫的行为如同 “调皮捣蛋的孩童”，使得印度正努力推动的东西方和解进程变得更加艰难。印度代表克里希...

1-17 · 1950-1954 年期间，南斯拉夫积极参与托管理事会工作，提出建设性提案，并与新兴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在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努力中，南斯拉夫始终走在前列，并助力拟定 1951 年 “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SUNFED）提案；朝鲜战争期间，南斯拉夫还与不结盟国家合作，推动结束敌对行动。尽管南斯拉夫在联合国的建设性表现值得称道，且新兴国家也已意识到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之间的冲突真实存在，但南斯拉夫仍花了相当长时间，才在不结盟国家中赢得广泛认可，被视为一个独立、秉持社会...

1-17 · 当两个国家的政策趋同时，很难判断它们的动机是否也一致。在情报局分裂事件发生前的联合国早期会议中，南斯拉夫与苏联都反对殖民主义、支持亚非国家独立，但二者的出发点截然不同。然而，仅仅因为被逐出情报局，并不足以让其他国家将南斯拉夫与苏联区分开来。

1-17 · 「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公信力的起源」

1-17 · 3.印度
尽管 1950-1951 年阿莱斯·贝布勒博士（Dr. Ales Bebler）与贝内加尔·劳爵士（Sir Benegal Rau）在安理会任职期间建立了密切关系，且两国代表团同期均关注经济发展前景，但南斯拉夫与印度的友谊仍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对贝尔格莱德而言，这份友谊的重要性远大于对新德里的意义。这种不对等体现在外交安排上：南斯拉夫驻新德里大使馆于 1950 年 4 月 20 日开馆，而印度政府直至 1954 年 10 月才向南斯拉夫派遣常驻大使。
1952 年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