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另一个难以用文献充分佐证的因素是，铁托及其同一时代、同一政治背景的南斯拉夫康米派对寡头集团，有意识地希望在社会主义传播过程中扮演积极且有抱负的角色。南斯拉夫在世界上应扮演重要角色的这种崇高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铁托的个人特质 —— 他是战后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他的存在，为南斯拉夫的积极外交提供了动力。与其他任何选择相比，不结盟政策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提供了影响国际局势的机会，尽管这一点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末才被充分认识到。

1-17 ·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不结盟政策及其理论依据是逐步形成的，甚至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党内各派系就南斯拉夫外交政策方向争论不休时，他们发现不结盟政策是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它既能满足国内政治需求，也符合南斯拉夫的国家目标 —— 结束外交孤立状态，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1-17 · 通过将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重心逐渐转向第三世界，铁托无意间找到了一套恰好符合当时南斯拉夫特殊国内状况与需求的方案和政策。他在外交政策上拥有的自主权，既得益于不结盟政策获得党内各派系的广泛支持，也得益于他在国内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事实上，随着时间推移，铁托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反过来也巩固了他在南斯拉夫国内的独特地位。

1-17 · 此外，邻国匈牙利（非斯拉夫国家）与罗马尼亚所面临的困境，也削弱了亲苏派主张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联系的理由：亲西欧派以及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群体均对此表示反对。不结盟政策看似能够调和根深蒂固且相互对立的党内官僚（尤其是该国东部亲苏地区与西部亲西欧地区的官僚）之间的压力，因此在国内变革加速的时期，它有望促成外交政策上的共识，进而为国内稳定提供重要保障。

1-17 · 然而，随着莫斯科暂停去斯大林化进程、镇压匈牙利革命、谴责南斯拉夫 “修正主义”，并与赛里斯结盟反对 “铁托主义” 以试图重建国际共产主义的统一立场，这些压力突然消失。此时，亲苏派推动南斯拉夫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的努力暂时受阻；由于贝尔格莱德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领导人不会对南斯拉夫动用武力，西方军事支持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不可或缺；同时，各共和国党组织领导层在权力下放与自由化问题上的政治分歧日益加剧 —— 在这种背景下，不结盟政策为避免外交政策成为党内分歧和潜在破坏性竞争的焦点提供了一条出路。...

1-17 · 国内因素也影响了铁托选择不结盟政策的决策。起初，南斯拉夫因担忧苏联威胁而寻求第三世界国家支持，而当这种 “苏联威胁论” 的假设本身开始发生重大改变时，不结盟政策就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选择。1954-1955 年，莫斯科传来的变革与缓和之风，让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规模庞大的亲苏派心生期待。要求恢复与社会主义阵营合作的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那些强烈亲苏的人，他们对 1955 年的和解局势抱有过高乐观；二是对国内进一步自由化趋势感到不安的保守派系。通常情况下（虽非绝对），这两派人员多有重叠。...

1-17 · 尽管铁托对与尼赫鲁、吴努、纳赛尔、海尔·塞拉西的会晤成果及未来前景感到满意，也对莫斯科友好态度的 “客观性” 持审慎乐观，但令他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不结盟政策能够得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内部所有派系的认可。

1-17 · 有理由认为，直到 1955 年 12 月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对南亚进行那次重要的首次访问，甚至在那之后的几年里，苏联领导层从根本上仍未能理解铁托与尼赫鲁、吴努、纳赛尔之间的紧密联系。苏联的认知受到其自身 “苏联中心主义” 的局限。在各不结盟国家的首都，贝尔格莱德方面试图解读苏联阵营的局势变化，并打消各国对莫斯科意图的疑虑。一位有影响力的南斯拉夫官员简洁地描述了当时局势为贝尔格莱德带来的无限可能： “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和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既能够向欧洲解读亚非世界的诉求，也能够在亚非地...

1-17 · 莫斯科为 1948 年的事件致歉后，铁托在亚非国家中的声望大幅提升，这也让他的观点有了事实支撑 —— 不结盟政策能够在调和两大集团矛盾、缓解国际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的声望还增强了不结盟政策对新兴国家的吸引力，使其开始受到世界主要国家首都的关注。就在铁托 “不依附于任何集团” 的政策取得惊人成功之际，他又萌生了新的想法：利用这一政策扩大自己在苏联阵营中的话语权，并将社会主义阵营与第三世界的进步力量联系起来。在莫斯科，贝尔格莱德方面以自身在新兴国家中享有的尊重地位为依据，证明其政策路...

1-17 · 1953-1954 年间，铁托采取了重要举措，逐步向不结盟国家靠拢。1955-1956 年，南斯拉夫在态度上虽仍摇摆不定，却也同时积极联络不结盟世界的重要领导人：1955 年 5 月，铁托在接待吴努与尼赫鲁的间隙，安排了与赫鲁晓夫的会晤；同年 12 月，铁托又对埃及与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