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輪.修辭、隱科層與軟暴力：人民調解個案解紛策略分析[J].法商研究,2020,37(04):101-113.
關鍵詞:人民調解;解紛策略;修辭;隱科層;軟暴力
摘要:作為一種解紛機制,人民調解如何在微觀層面切入具體糾紛,北京電視台《第三調解室》的民間糾紛個案提供了分析人民調解微觀運作的具體場景,從"過程-事件"的分析框架出發,可以將人民調解介入個案的策略劃分為修辭、隱科層和軟暴力的三維解紛維度。修辭維度中所具體運用的移情策略、說理策略和論法策略,隱科層維度中的專業化或准職業化策略、合法性策略、公正策略和權威策略,軟暴力維度中的符號性策略、劇場化策略和認同策略,構成人民調解個案解紛的整體策略,從中可以看出人民調解解決民間糾紛的運作邏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調解制度的根本屬性和制度價值得以彰顯,其所具有的非職業化和准職業化、易接近性與公正性、主體性或參與性以及共識性的制度特徵,顯在或隱在地貫穿於具體的糾紛解決過程之中,以切入微觀個案的策略邏輯,凸顯出人民調解制度作為社會糾紛解決第一道防線的獨特價值。

熊浩.論中國調解法律規制模式的轉型[J].法商研究,2018,35(03):115-125.
關鍵詞:調解;語境;法律規制;二元結構;糾紛解決
摘要:調解法律規制一直以來都面臨着一個兩難局面,即在鼓勵調解的多元屬性使其能夠更為靈活、自由地適應各種糾紛情景的同時,又能夠使調解之品質獲得基本保障。這一兩難問題的解決需要中國調解法律規制基本思路的整體轉型,從建立在忽略調解的語境性特徵而將中國的調解實踐視為一個統一的同質化整體的基礎上的一元化規制結構,走向兼顧質量與靈活兩種價值並在立法上區分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對規制內容進行劃分的二元化規制結構,給調解法制注入新的內涵。調解法律規制的二元化結構不僅能有效解決上述難題,而且也折射出中國法研究在方法論意義上從"國家法範式"向"區域法範式"過渡的必要性。

唐力.訴訟調解合意誘導機制研究[J].法商研究,2016,33(04):121-130.
關鍵詞:調審合一;調審分立;訴訟調解;調解合意
摘要:我國民事訴訟采調解優於審判的程序設計,"以調解為主"、"着重調解"、"先行調解"等調解政策更強化了調解的優越地位。然而,以處分權為本質的訴訟調解,強化調解的相關政策對當事人選擇調解解決糾紛並達成調解合意並不具有意義。"調審合一"程序不僅無助於促進調解合意的生成,反而會導致調解"訴訟化"的傾向,同時也弱化了相關調解合意生成機制的作用。基於調解法理與審判法理之差異,調解程序與審判程序應適當分立,並建立促進當事人調解合意生成的誘導機制,以利益誘導、制度安排和程序保障等促使當事人理性選擇調解程序並達成解決糾紛的合意。
 

張立平.為什麼調解優先——以糾紛解決的思維模式為視角[J].法商研究,2014,31(04):118-126.
關鍵詞:裁決;調解;切片性思維;整體性思維;調解優先;糾紛解決
摘要:作為民事糾紛第三方解決的兩種基本方式,裁決與調解關係的處理關涉到民事糾紛解決機制的整個系統。以糾紛解決的思維模式為視角,可以發現裁決主要以"法條主義"為指南,採取"切片性思維";調解主要以"合意主義"為指南,採取"整體性思維",二者對於法律實施和糾紛解決各有其功能上的優勢與欠缺,應各得其位,相互彌補。但在法治背景下,調解的"整體性思維"較之於裁決的"切片性思維"更能實現法律實施和糾紛解決的公正性、合理性、和諧性和經濟性,因此在訴訟內外的整個民事糾紛解決機制中具有優先適用的地位。

雷磊.德國的調解觀念及其啟示[J].法商研究,2014,31(02):151-160.
關鍵詞:調解觀念;糾紛解決;自負其責;程序公正
摘要:我國目前對調解的研究偏重於制度建構與經驗實證這兩個層面,缺乏對調解觀念的體系化研究。德國調解的實踐興起的時間雖然比較晚,但是其觀念卻具有普遍性意義。調解被認為是一種以溝通為基礎並藉助調解人的幫助和公正的程序來自負其責地獲得糾紛解決方案的辦法,它以人的尊嚴和程序公正為價值基礎。調解人保持中立姿態,運用傾聽、傳達、溝通和磋商的技巧以及專門的知識來解決糾紛。完整的調解包括五個基本階段以及一個起始階段和一個執行階段,並有其目標與界限。德國的調解觀念在調解的原則、程序、界限以及調解人的素養培育等方面對我們頗具啟示意義。

劉加良.論人民調解制度的實效化[J].法商研究,2013,30(04):59-65.
關鍵詞:人民調解;制度實效;基層糾紛;基層治理
摘要:人民調解解決糾紛、促進基層治理的制度功能發揮全賴於其制度實效的獲取狀況。人民調解制度法律淵源位階上位化的漫長曆程可因《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的制定而暫告一段落,但其內容細則化的工作必須儘快展開。人民調解員遴選條件的"就低不就高"可促使人民調解制度獲得可觀的實際效果。為全面提高人民調解員解決糾紛的能力,人民調解員的常規業務培訓應該在適度引入市場機制的同時注意克服流於形式的弊病。將人民調解的工作經費列入一般性財政補助的範圍並輔之以可有效防止資金濫用的良好機制,方可實現人民調解經費保障國家責任的長效化。為避免人民調解司法化的傾向,司法確認程序應該作為通過人民調解化解民事糾紛過程中非常態性的程序,力爭不予適用或減少適用。

尤陳俊.「案多人少」的應對之道:清代、民國與當代的比較研究[J].法商研究,2013,30(03):147-154.
關鍵詞:案多人少;制度資源;話語資源;調解
摘要:儘管"案多人少"的問題近年來才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但實際上,"案多人少"並非當代中國的司法才開始出現的新問題。無論是在清代還是在民國時期,不少地方的司法機關都曾面臨着"案多人少"的嚴峻考驗。民國以來,官方不再像清代那樣主要依靠刻意限制民眾提起訴訟時可供使用的"制度資源"來打壓其訴訟需求,而是將增加新式法院數量和擴充專業法官隊伍作為努力的主要方向。在這個過程中,對有關"調解"的話語資源的有意利用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當代中國若要務實有效地應對"案多人少"的問題,並不能簡單地寄希望於大量擴充法官編制和增加法官人數,而是需要對現有的制度資源進行重組優化,以及妥善地利用包括"調解"在內的各種話語資源來彌補可供利用的現有制度資源之不足。

方瀟.孔子「無訟」思想的變異及其原因分析——兼論對我國當前司法調解的啟示[J].法商研究,2013,30(01):152-160.
關鍵詞:孔子;無訟;司法調解
摘要:孔子"無訟"思想的本意在於:重視訴訟,公正地審判案件以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係;實現無訟的根本途徑在於執政者的仁政及其自身的道德表率。漢唐以來,孔子"無訟"思想發生了變異,被曲解成執政者對民眾進行教化勸諭和限制訴權的"息訟"、"壓訟"的理論依據。發生這種變異的主要原因在於後世儒家對君權的極度拔高、"重義輕利觀"的極端發展以及封建專制統治維穩的現實需要。重新審視孔子"無訟"思想的本意以及後世對其曲解誤用帶來的消極影響,對於幫助我們解決我國當前民事審判實踐中過度強調司法調解所引發的問題具有重大的啟示意義。
 

尤陳俊.清代簡約型司法體制下的「健訟」問題研究——從財政制約的角度切入[J].法商研究,2012,29(02):154-160.
關鍵詞:健訟;清代司法;簡約型司法體制;理訟能力;財政制約
摘要:由於受治理理念和財政因素等的制約,清代官方始終沒有通過增設包括州、縣官在內的常規官僚方式來積極應對當時主要由於經濟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和人口漸繁而不斷擴大的民間詞訟規模。在這種簡約型司法體制之下,一旦詞訟規模超過官府理訟能力所能應對的範圍,就會被納入"健訟"之類的主觀評價話語而予以譴責。因此,清代所謂的"健訟"之論,既是對官府理訟能力與民間訴訟需要之間張力不斷拉大這一現實的話語體現,也是當時的司法體制在"制度資源"逐漸無法有效應對社會情勢變遷之時用來彌補其正當性的一種"話語資源"。清代簡約型司法體制下的種種微妙關聯對於我們思考當代的司法狀況不乏啟示。

艾佳慧.「大調解」的運作模式與適用邊界[J].法商研究,2011,28(01):19-27.
關鍵詞:「大調解」;中立第三方;糾紛解決機制
摘要:作為當代中國調解新模式的"大調解",包括黨政驅動、司法能動、多方聯動、法院主導和關係協調五大要素,其功能既在於預防和解決糾紛,更在於促進社會和諧、保障社會穩定。然而,基於糾紛解決理論的內在邏輯,由政府主導的、缺少中立第三方的"第二方糾紛解決機制"解決不了雙方力量懸殊的官民糾紛。因此,只有從根本上解決缺失中立第三方的問題,並切斷官民糾紛之源,"大調解"才能真正減輕法院的審判壓力,達成制度倡導者所希望的"案結事了"、"三效合一"的實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