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不公开审理查明：1984年广东省科委将“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的生产技术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下达给佛陶所，并拨给科研经费24万元。佛陶所接受科研任务后，即成立以何锡玲为首的课题小组，先后投入了1300多万元用于该项目的研究、开发、中间性试验和生产工艺设备的改进。经过八年多的研制，终于取得了成功。经国家科委和广东省科委组织进行技术鉴定，“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的项目被列为全国火炬计划项目。鉴定结果认为：其技术指标和使用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属于国内首创。1988年到1993年曾11次获国家级、省、市级的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成果奖、高新技术奖、国家级新产品奖、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等。该产品面市后，代替了进口辊棒，节约了外汇，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仅1994年佛陶所的年产值就达8000万元，实现利税2000万元。为了保护这一科技成果，佛陶所采取了各种保密措施，成立了保密领导小组，制订了保密细则，明确了辊棒车间、窑炉设备性能、原料配方、成型工艺、设备图纸等均属保密内容，如有故意或过失泄露、偷窃技术资料者，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1992年3月10日，佛陶所向广东省科委和国家科委申报了国家秘密级技术，经广东省科委和国家科委通过法定程序组织专家进行鉴定，于1993年8月18日确定该项目为国家级秘密技术，保密期15年，从1987年12月29日开始计算。其保密内容5大范围：（一）陶瓷辊棒的配方及原料加工处理（具体内容略；下同）；（二）冷等静压设备和生产工艺技术；（三）冷等静压成型和预制成型工艺以及成型模具；（四）陶瓷辊棒锻烧技术和吊顶窑炉；（五）陶瓷辊棒的精加工设备和工艺。1995年3月11日，国家科委又一次组织专家对佛陶所的“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的项目进行技术评定和审查，该技术仍被确认为国家秘密级技术，保密期由原来的15年改为8年，从1995年3月3日起计算，对其继续进行国家秘密级保护和管理。1992年6月6日、8月17日、8月22日、1993年4月28日，佛陶所分别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4项专利。国家专利局于1993年2月21日、4月23日、1994年6月1日授予佛陶所两项实用新型和一项方法发明专利，专利号为9233136.6、92231110.2、93104966.0、92104473．9（待批号）。国家专利局于1995年5月11日证实上述4项专利的申报内容自申请公开之日起均属公知专利技术（专利技术内容略）。1995年5月10日，国家科委和广东省科委对佛陶所的专利技术和技术秘密进行了界定，认为：佛陶所被批准备案的技术秘密共有5大范围，其中第3题目的技术内容已于专利申请公开日起为公知的专利技术，尚有4个大题目的内容仍属技术秘密尚未解密。

被告金昌厂厂长区永超，原系佛陶所的窑炉技术工人。1982年9月到佛陶所从事窑炉吊烧工作，1989年底即开始参与筹建金昌厂，1990年6月自动辞职离开佛陶所到金昌厂办厂，并负责生产技术。1992年3月7日金昌厂领取工商执照，同年12月正式投产，1993年2月产品开始进入市场销售。由于该厂的技术不过关，产品质量达不到标准，区永超便找到了原在佛陶所工作的吴国雄。吴国雄是1985年6月到佛陶所工作，从事过辊棒注浆、等静压、出管定型、辊棒配料等3个工序的组成技术工作。区永超以每月70元，年底付5万元奖金的优厚待遇聘请了吴国雄。吴国雄于1993年2月因合同期满离开佛陶所到金昌厂负责技术管理。金昌厂购买机械设备、模具、原料时均到佛陶所定做、制造的厂家去订购。烟台、四川、湛江、珠海等地有关单位均证明：金昌厂购买设备、原料、模具时，对各厂家提出按佛陶所提出的技术质量要求、规格大小、机械性能定做购买。1995年5月2日，广东省华粤会计师事务所查帐结果：1993年2月20日到1994年8月金昌厂共销售35443支辊棒，销售收入为4479796．53元，佛陶所每支辊棒平均利润为74．49元。

对被告金昌厂提供的公知技术资料，包括美国文献、1990年第5期《陶瓷》杂志以及原告佛陶所申报的4项专利内容等材料进行分析和认定：（一）关于配方及原料加工处理方面，专利申请只公布了配方一个范围，而最优配方尚未公布。原料的产地、加工混合方法，有别过去传统方法的特定造粒工艺均未公布。成型生产工艺方面，专利中只公布挤出定型机中的机咀部分，而混合搅拌机、造粒机、挤出定型机的生产厂家、型号规格尚未公布。等静压设备及预制成型方面，专利中只公布了一种陶瓷辊棒成型方法以及成型模具，而等静压设备及内外模具的生产厂家、产地、规格、型号及技术参数均未公布。窑炉及耐火材料、烧成方法方面的内容均未公布。精加工设备方面．陶瓷辊棒烧成后的精加工方法、设备均未公布。另外，佛陶所4项专利申请中，专利说明书及申请说明书未涉及的内容仍属于技术秘密。（二）对“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的公知技术、佛陶所的技术以及金昌厂生产技术进行对比的结果是：佛陶所采用的技术，从坯料配方、造粒和成型方法，到主要工艺设备等10个方面的关键技术，均与公知技术有本质区别，且处于秘密状态，而金昌厂使用的技术却与佛陶所一样。

另查：佛陶所何锡玲于1990年在《陶瓷》杂志第五期发表的文章，主要内容涉及陶瓷辊棒的生产工艺、成型工艺产品主要规格与技术性能等。

以上事实有工商执照、原告研制、试产、检验结果等原始资料、获奖证书、专利技术内容、技术秘密内容、国家科委和广东省科委的鉴定书、厂家证明、审计报告、照片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佛陶所的“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项目具有实用价值和竞争优势，并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佛陶所对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制定了保密细则，国家科委又确认为国家秘密级技术，对此，佛陶所的“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项目的生产技术应属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权益人许可不得非法获取、披露、知悉和使用。被告金昌厂明知该项目属佛陶所研制和所有，却以优厚报酬聘请原在佛陶所工作多年的区永超、吴国雄二人，擅自使用佛陶所冷等静压预制成型工艺技术。区永超、吴国雄无论是在佛陶所工作期间还是调离该所后，均应对佛陶所的技术负有保密义务。区永超、吴国雄未经佛陶所同意，将原在佛陶所工作期间掌握的技术秘密和经营信息泄露给了金昌厂，为金昌厂侵权行为提供了关键性技术。金昌厂辩称其使用的技术来源于“公知杂志和有关的国际文献，又经自己消化、摸索获得的”理由，据查，“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的生产基本原理和工艺名词虽在公开的刊物上有过部分报道，如《陶瓷》1990年第5期，但从专业技术方面来看，只是粗略的提及或只描述一个大概范围，未公开佛陶所的技术秘密的具体内容。1990年《陶瓷》第5期的报道与佛陶所的技术秘密根本不同。上述对比证明，佛陶所的技术秘密并未因公知技术的存在而解密。在通常的科研中，即使找到相同的文献和专利方面的资料，要想借鉴和参考已有资料，获得与其实质性相同的科技成果，必须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摸索，况且“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项目是高难尖端、国内外首创的工艺技术，更需付出艰苦的努力。佛陶所提供的大量的研制记录和试产报告等原始资料，证实了该技术是佛陶所数十名科技人员在良好的科研设备条件下，经过不懈的努力获得的。金昌厂在诉讼中，对自己使用的冷等静压预制成型工艺技术，既然提出是将公知技术经自己消化、摸索而获得的抗辩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就应当负有证实其技术来源于对公知资料进行消化摸索，研制试产后取得的，因此是合法和善意取得的举证义务。金昌厂只提供公知技术资料，没有提供依据哪些已知技术进行了哪些研制、配比以及具体研制的时间、地点、仪器等证据，不能证实其技术的真实来源。金昌厂对自己的主张不能举证，应负败诉责任，其抗辩自己不侵权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金昌厂侵犯了佛陶所的技术秘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规定，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金昌厂应立即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根据广东华粤会计师事务所查帐报告，赔偿数额应以金昌厂所销售辊棒的数量乘以佛陶所每支辊棒的平均利润予以确定。佛陶所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应予支持。据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7月13日判决：

一、被告金昌陶瓷辊棒厂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立即停止使用原告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陶瓷研究所拥有的“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的技术秘密进行陶瓷辊棒的生产和销售。

二、金昌陶瓷辊棒厂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天内，赔偿给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陶瓷研究所经济损失2640149元，逾期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加倍支付迟延履行金。

三、金昌陶瓷辊棒厂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10天内，向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陶瓷研究所登报赔礼道歉（登报内容需经本院审查）。

四、金昌陶瓷辊棒厂对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陶瓷研究所的“冷等静压精细陶瓷辊棒”技术秘密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擅自扩大知悉范围。

本案受理费20010元，财产保全费10520元，共计30530元，由被告金昌陶瓷辊棒厂承担。

第一审宣判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

一审法院查明：八十年代后期，原告西庄村以西的海岸遭海水侵蚀的现象加剧，许多地段沙滩已不复存在，土地被冲毁。从1985年至1993年，西庄村沿海土地面积减少了165.29亩，直接经济损失达343.65万元。为避免使损失继续扩大而修建的护岸工程，预计费用为561.2万余元。

1990年4月，烟台市政府聘请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管区（以下简称烟台管区）对西庄村海岸遭受海蚀的情况进行调查论证。烟台管区于9月上旬写出《蓬莱县西庄以西海岸侵蚀的调查研究》报告。9月中旬，烟台市政府邀请了11位海洋方面的专家对该报告进行了评审。评审意见认为：西庄村以西一带海岸遭受侵蚀，是多年自然演变、暴风浪及人为岸边挖砂所致。登州浅滩对这一带海岸，具有一定的减弱波浪、流和风暴浪袭击海岸的作用。潮待州以西的浅滩因距离岸远，作用微小。

1990年11月15日，蓬莱市政府委托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洋一所）对“海岸侵蚀的原因，海岸侵蚀发展的可能程度，解决海蚀的主要对策和方法”进行研究。海洋一所于1992年12月提出了《蓬莱西庄至栾家口海岸侵蚀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的报告。该报告认为，西庄村至栾家口海岸侵蚀的原因是自然侵蚀、岸边取砂和登州浅滩的被破坏，其中在登州浅滩采砂是该段海岸侵蚀加速的主要原因。该报告获得山东省科委颁发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

登州浅滩位于距西庄村1.5公里的海域内，与海岸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约45°夹角。该浅滩由四人洲、二日洲、潮待洲和新井洲组成。在1974年版海图上的5米等深线范围内，该浅滩最小水深为1.1米，平均水深为3.2米，面积为3.96平方公里。据海洋一所1990年11月和12月的现场实测，登州浅滩5米等深线以内的面积，已经由1974年的3.96平方公里缩小为0.5平方公里，其平均水深也降低了1.1米。

被告海运公司从1986年7月开始在登州浅滩采砂，1989年9月16日取得为期两年的“临时采矿许可证”。1991年1月10日，烟台市矿产资源、管理局发布通告，决定自同年2月1日起，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登州浅滩一带采砂，但直至同年5月21日，海运公司才停止采砂。从1987年至1991年，海运公司在登州浅滩采砂的总量为969849吨。同在登州浅滩采砂的单位，还有长岛县鹊嘴海运公司和烟台港修建公司，但其采砂量均少于被告。另外，原告西庄村从七十年代后期至1986年，曾经组织村民在遭受侵蚀的海岸沙滩上挖砂外卖，沿岸其他村民也有类似的情况，采砂量难以统计。原告承认每年采砂量约为3000吨至5000吨。

鉴于本案涉及复杂的专业问题，而且存在着两个结论不同的调查报告，法院于1994年10月18日委托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院海洋所）对两份报告的科学性进行鉴定。该所指派了在海洋环境、海洋波浪、海流、海岸工程地质和海洋地质等方面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共5人进行了鉴定，并于1995年5月15日出具了《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关于蓬莱西庄一带海岸侵蚀加剧原因的鉴定报告》。该报告认为，海洋一所的报告“实测数据较多，论述与分析较全面”，“有关海岸侵蚀原因分析等篇章论述较为客观。”该报告还认为，“西庄海岸侵蚀加剧的主要原因是登州浅滩的消退，而登州浅滩消退的直接原因是人为在登州浅滩大量挖砂所致。”

一审法院认为，科学院海洋所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权威性机构，其指派的鉴定人员均具有鉴定能力，且人员构成合理；鉴定人员在鉴定过程中对原、被告双方举证的调查报告及所依据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审查，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因此，其做出的结论审慎认真、客观全面、科学公正，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采纳证据和划分责任的依据。被告海运公司在登州浅滩长期、大量采砂，是造成原告西庄村因海蚀加剧遭受损失的原因之一。海运公司在取得《临时采矿许可证》以前的采砂行为，是对西庄村合法权益的侵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开采矿产资源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海运公司在取得《临时采矿许可证》以后的采砂行为，虽然主观上没有过错，但是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亦应承担民事责任。西庄村遭受的损害，是自然侵蚀、岸边取砂和登州浅滩消退等多种原因形成的，海运公司只能承担与其行为相应的赔偿责任。西庄村主张由海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海运公司赔偿原告西庄村因海岸侵蚀造成的土地损失94.5万元，其他损失由原告西庄村自行承担；二、被告海运公司补偿原告西庄村155.98万元，作为其采取必要的护岸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费用。案件受理费64010元和鉴定费15000元，由西庄村承担57282.25元，海运公司承担21727.76元。

上诉人海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依据的鉴定报告没有经过事实验证，缺乏客观性；鉴定报告对诸多因素如建港、海上养殖、挖砂数量对登州浅滩的影响、挖砂开始时间等未考虑，缺乏科学性；鉴定报告是个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科学院海洋所，缺乏可靠性，申请重新鉴定并要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西庄村辩称：原审判决依据的鉴定结论科学公允，判决合法正确，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认定的事实均有资料、证明、调查报告及当事人的陈述笔录在案为证，并已经过开庭质证和审查，可以采信。科学院海洋所是我国海洋研究的权威性机构，其受一审法院委托对烟台管区和海洋一所两份调查报告的科学性进行的鉴定从程序上是合法的，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采信证据、划分责任的依据。上诉人海运公司提出该鉴定是个别人的意见，不能代表科学院海洋所的主张不能成立。其以鉴定内容不全面，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学术界认识不一致为由要求重新委托鉴定的申请，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010元由上诉人长岛县海运公司负担。

第一审宣判后，被告裕亿公司、太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诉称：（一）轻纺公司诉讼状中的案由没有事实予以支持，其故意混淆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企图规避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根据案件内容，本案案由应为合同纠纷。当事人之间对合同纠纷已自愿达成仲裁协议，依照法律原审法院不应受理此案。（二）原审法院在程序审理过程中，未经实体审理，就对轻纺公司指控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进行“欺诈”的诉讼请求作出认定，是违法裁定。故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

原告轻纺公司辩称：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及有关仲裁惯例，仲裁机构只审理订立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对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的法律事实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却没有管辖权，不能进行审理，其裁决也不能涉及第三人问题。就本案事实而言，本案并非单纯的合同纠纷，它涉及到欺诈侵权及走私犯罪问题。相关的行为与结果，也直接涉及第三人问题。如果按仲裁程序审理此案，显然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不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可以根据法律所赋予的审判权，彻底查清事实，追究不法者的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请求维持原审裁定，驳回被告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的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仲裁机构是否有权对当事人之间的侵权纠纷作出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该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第三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二条也明《（以下简称仲裁规则）确规定：该委员会“……解决产生于国际或涉外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经济贸易等争议……”。从被上诉人轻纺公司在原审起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和理由看，其所述上诉人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的侵权行为，均是在签订和履行CC960505号和CC960506号两份销售合同过程中产生的，同时也是在仲裁法实施后发生的。而该两份合同的第8条均明确规定：“凡因执行本合约所发生的或与本合约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根据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有权受理侵权纠纷，因此本案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原审法院认为轻纺公司提起侵权之诉，不受双方所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显然是与仲裁法和仲裁规则相悖的；况且原审法院在轻纺公司起诉称裕亿公司和太子公司利用合同进行欺诈的情况下，未经实体审理就以实体判决确认，并以裁定的方式认定二上诉人利用合同进行欺诈，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关于裁定适用范围的规定，在程序上也是错误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纠纷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在该合同未经有关机关确认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均应受该合同条款的约束；即使本案涉及第三人，在仲裁庭不能追究第三人责任的情况下，轻纺公司可以以第三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仍然可以得到维护。轻纺公司关于“本案涉及第三人……只有人民法院审理此案，才能查清事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答辩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本案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所发生的纠纷应通过仲裁解决，人民法院无管辖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裁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项、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1998年5月31日裁定：一、撤销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苏经初字第78—1号民事裁定；二、驳回江苏省物资集团轻工纺织总公司的起诉。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座落于厦门市公园东路80号（原126号）的3层楼房一座（包括墙内庭院旧地0.89亩，折593平方米、建筑面积637平方米）原系张瀛洲业产。张因负债，于1936年1月经厦门地方法院受理后将该房拍卖，由债权人原漳州民兴银公司以国币18206元中标买受，并由该公司办理产权登记。同年3月，该公司因缺乏资金，由当时公司经理刘志成出面向胡五宏借款国币1.1万元，以该房作为抵押物，约定期限为1年，立有抵押借款契据。同时该公司将此处房屋及所有权证等交付胡五宏使用、保管。胡于1948年8月以房屋抵押权人的名义向当地房产登记部门办理他项权利登记。该房于1958年12月16日被房改，1984年7月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将此房退改在胡德开、胡赐开、胡淼开三兄弟名下。

据现存于房管局的该房屋档案中记载，胡五宏及其子女胡赐开、胡德开、胡淼开均为原漳州民兴银公司股东，该公司在抗日战争期间倒闭。胡五宏、胡赐开已故，胡淼开在本案审理期间死亡。法院依法追加胡赐开的配偶罗素秋和子女胡友川、胡友慧、胡友琼、胡友正、胡友安、胡友慎以及胡淼开的配偶杨别嘉和子女胡友婷、胡友恒、胡友杨等合法继承人为申请人。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经登报公告，至今未有任何利害关系人就原漳州民兴银公司房屋产权向法院主张权利。该房屋经委托厦门市房地产管理局进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868600元。同时经厦门市地方志编篡委员会证实，1936年的国币1.1万元占该房屋价值的60.419%。对此，申请人表示愿意补交该房屋价值39.581%的款项即人民币343800元，要求将房屋判归其所有。

上述事实有房产契证、借款抵押契据、他项权利证、房屋评估报告及庭审笔录等为证，足以认定。

厦门市开元区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提供的1936年3月13日刘志成立下的契据、胡五宏借款给漳州民兴银公司后于1936年4月办理的抵押权登记，以及土地所有权证、他项权利证均可证明，1944年漳洲民兴银公司倒闭后，一直未清理债务。1948年8月，胡五宏在以所有权人漳州民兴银公司的名义领取房屋的土地所有权证时，证中“他项权利”栏内明确记载了胡五宏享有抵押权，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是抵押借款，而非申请人所称之典权关系，故申请人主张其与漳州民兴银公司形成了典权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鉴于胡五宏与原漳州民兴银公司确有债权债务关系，该公司并未届期清偿债务，且已倒闭50余年，胡五宏及申请人以自己名义长期占用、管理座落于厦门市公园东路80号的房屋，至今并无任何人提出异议，系善意占有，现申请人愿补足该房屋差价款，以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的规定，应予准许。鉴于原漳州民兴银公司至今无人主张权利，申请人补交的房屋价款可视为无主财产，依照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收归国有。据此，该院判决：

一、坐落厦门市公园东路84号房屋归申请人所有。

二、申请人补交纳的房屋价款人民币343800元以无主财产论，依法收归国库。

本案诉讼费13696元、评估费1700元由申请人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查明：

1994年2月8日，对方当事人扬帆公司与圣文森特籍的“苏春”轮船东发生船舶碰撞纠纷后，向大连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苏春”轮。同日，大连海事法院裁定将“苏春”轮在大连港予以扣押，同时责令“苏春”轮船东提供担保，“苏春”轮船东即向扬帆公司提供了再审申请人大连太保出具的6万美元担保函。扬帆公司据此向法院申请解除对“苏春”轮的扣押。次日，大连海事法院发布了解除扣押船舶命令。

1994年7月7日，对方当事人扬帆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请求“苏春”轮船东赔偿船舶碰撞损失的诉讼。大连海事法院于9月13日通知大连太保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9月20日，“苏春”轮船东向大连海事法院递交申请，以“扬帆公司未能在30日内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定期限”为由，请求法院发还其提供的担保函。10月6日，大连海事法院作出（1994）大海法事保字第4-3号裁定，裁定发还“苏春”轮船东提供的担保函，同时通知大连太保退出诉讼1996年10月28日，扬帆公司以“最高人民法院的扣押船舶规定中没有发还担保的规定，大连海事法院第4-3号裁定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再审申请。大连海事法院再审后认为，大连太保作为“苏春”轮碰撞赔偿的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第4-3号裁定发还大连太保的担保，是适用法律错误。据此，再审裁定撤销第4-3号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涉外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诉讼前扣押船舶，是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采取的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7月6日发布的《关于海事法院诉讼前扣押船舶的规定》（以下简称1994年扣船规定）第四条第（四）项规定：“被申请人按海事法院裁定提供担保后，经海事法院认可，或者申请人因正当理由申请解除扣船命令的，海事法院应当及时发布解除扣船命令。”由此可以看出，扣押船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担保关系，是在国家强制力干预下形成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准许诉前财产保全后，申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财产保全。”对方当事人扬帆公司是在1994年2月8日申请扣船，当即得到大连海事法院的准许，但是该公司直至同年7月7日才提起诉讼，已经超过期限。依照法律的规定，应当解除此案的财产保全。

大连海事法院按照1994年扣船规定第四条第（四）项发布的解除扣船命令，并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的解除财产保全。由于有在案的担保函代替了被扣押的船舶，船舶才被释放。此时，以扣船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虽然解除了，但是以担保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并未解除。扣船申请人要想保持以担保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的效力，就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的，以担保形式实施的财产保全也应当依法解除，担保函应当发还担保人。

综上，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于1998年11月16日裁定：

一、撤销大连海事法院（1997）大海法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

二、维持大连海事法院（1994）大海法事保字第4—3号民事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