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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翻】阿波羅之眼：西方想像中地球的地圖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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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文化地理學「人文轉向」的先驅，丹尼斯·E.科斯格羅夫（Denis Edmund
Cosgrove）想要在本書中探討這麼一個問題：西方將地球描繪為圓形的歷史實踐，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歷史影響？通過追溯地球圖像的長長譜系，本書旨在論證：大地的形狀被視為最完美最自足的球形、而這整全的球體又代表了全人類的統一，這樣的觀念自其誕生伊始就與殖民征服的野望難解難分。地理學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絕不是純潔客觀的，而是為全球主義的邏輯所深深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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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Apollo's Eye: A Cartographic Genealogy of the Eart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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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鑑於原書掃描版圖像模糊，除部分系移用作者自攝圖像，其餘均為自行搜集。限於作者對部分專業領域了解不足、翻譯匆忙，譯文錯誤在所難免，懇請讀者提點指正。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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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全球化是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強有力的觀念。它由技術創新、資本躁動不安的尋找投資機遇、地緣政治的野心、熱誠的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甚至由旅行的欲望和冒險推動，是現代性的一道多面難題（hydra）[1]。無論是將其描繪為（信息、貨物）加速流轉的佈滿錯雜網絡的球形，還是遭受壓榨與過度開發的星體，全球化正是從地球的圖像中汲取富有表現力而具有政治性的力量。甚至只消漫不經心地瞥向報刊雜誌、電視或者是廣告，便能看出地球圖像對千禧年想像施加的吸引力有多麼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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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學聲稱對地球有特別的佔有權。根據定義，其智力任務是描述地球的表面。本書起源自（他人向我）對一場包含地球衛星圖片的攝影展的地理學解讀的請求。從我瞥見地球那看似簡單的形狀的歷史深度與文化複雜性開始，一開始似乎容易的任務很快變得極具壓倒性。我的根本問題很簡單：西方將地球設想、表現為統一的規則的球狀體產生了怎樣的歷史影響？居住在地球上的人類無法同時擁抱地球表面上兩塊狹小的區域，但是在想像中他們卻能把握住整個地球，並將其置於無限的宇宙中，交流與分享地球的圖像，無論是將其理解為平面抑或是實心體。直到20世紀晚期才有人實實在在目睹宇宙中旋轉的地球整體，而這項成就的衝擊通過全球化的語言與圖像（猶然）迴響。然而，略微思考便能揭示出：見到地球雖屬全新，但實際上終結了想像與思考如此可能性的漫長譜系。在（人類）拍下地球照片之前，此舉意義早已為人預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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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的全球化在起源上是西方性的，並與現代化的過程整合為一體，而「西方」的概念也正是由此過程在同一個地球表面得以區分開來。「全球化」打破了「西方與其他地區」，核心與邊緣，「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這般穩定的、將諸多不平等歸因於自然因素（naturalizing）的地理模型。全球化的空間以流轉、交換、匯聚為特徵，在或疏或密、或高效或低效的網絡中不平衡地流動，產生了多樣且錯雜的結果。儘管從歷史的角度看，許多交往互動都是如此，但在地的、轄域化的經驗意味着在想像中，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與文化認同早已是圍繞着假想的社會-空間的中心地位而組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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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地說，宇宙地理學（cosmography）是對於地球（earthly
sphere）與天球的綜合研究的名字。作為一門科學，宇宙地理學在早期近代歐洲人努力設法應對他們知識空間的擴張中吸引了他們濃厚的興趣，並反映了在大千世界（creation）的多樣性中把握統一與將人類置於其中的渴望。由宗教願望、對普遍知識的渴求、全球性啟蒙的夢想以及地緣政治的（建立）帝國的迫切需要種種因素推動的宇宙地理學，是在以浮在宇宙中的地球表現的全球主義與全球化背後，在不經意間一閃而過的持久誘惑。宇宙地理學的譜系有許多部分，每一個都是擁有龐大、專業化文獻的科目。其持久存在的問題、其產生與需要的大量知識技能同樣挑戰着書寫其故事的嘗試。科學、哲學、製圖學、文藝、探險、地理和物質文化的歷史都有專門的資料。沒有一者能獨立於更廣闊的經濟與政治背景；所有這些都在「西方」與其既是想像也是實際的「他者」間的人種交往中受到了深刻影響。在最簡單的技術層面上，地球與地外空間的形狀的表現本身即已展示了複雜的歷史問題。無論是碟形還是球形，無論是製成模型、畫出抑或是利用數學方法投影成地圖，地球總是通過自己的表現形式為人所知。而表現形式對於塑造對世界本身的理解與進一步行動有着能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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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樣的宇宙學問題，我選擇追溯地球（globe）與寰宇（whole
earth）[2]的圖像，因為它們建構並傳達了位於當代全球主義的普世主義主張後鮮明的西方思想觀念。正如我已說過的，「西方」本身就是在歷史中形成、變化的建構物，形塑了地球並從一個已經被意指的地球中區分出來。必然為一個被定位的（positioned）地點而宣稱普遍性的悖論為本書提供了一個重要主題：阿波羅之眼的主題，（也就是）位於地球之上的視角，宣稱（自己）為超然理性客觀的遍及地球表面的深思熟慮。理性主義者與實證主義者宣稱客觀知識（的存在）的局限性廣受承認，但他們的思想和物質影響對塑造西方的地球觀念十分關鍵。與阿波羅式視閾（Apollonian
vision）及其普世主張緊密聯繫的，是區分自我與人類的流變話語。與地球整體的圖像緊密相連的人類團結統一概念深深塑造了民族間的交往與交易。
[2]作者將這兩個詞語並置，疑是有意區別二者。後者蓋指未能明確指出地球是一個球體，但仍然以整體性的視角認知、表現地球。——譯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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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太陽神，阿波羅同天體的形狀與規律性運動直接相關，而天體長久以來提供了和諧的範本和隱喻，這種和諧既能從視覺上理解也能從聽覺上理解。以數學形式表達的音樂一直與行星形狀聯繫在一起，而行星運動則通過超驗的狂喜狀態與星球與個體靈魂無中介的聯繫產生了關係。對宇宙之夢（somnium）的看法與經歷是對於地球的理解與表現中反覆出現的特徵，而這構成了這項研究的第三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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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地球上多樣的生命統轄為統一的畫面的阿波羅式的凝視，是個體化的（individualized），是從單一視角出發的神性的、宰制一切的視閾。那樣的視閾同時是放權（empowering）與捉權的（visionary），暗示了從地球進入行星與恆星的領域的飛升。這飛升的主題聯繫了地球與天球，以致於在飛行中升入地球之上成為了全球性思考與想像的長久元素。對靈魂飛升的堅信，亦即對人類生命的命運是進入地球表面之上的天國而超脫的堅信，與宇宙之夢欣然接受的和諧之形而上學相連。又或者，阿波羅式的凝視為自己攫取神性的權威，從神聖的中心將權力輻射遍地球表面，帝王般地將人類的權威施加與投射到地球的最遠端。在透過希臘羅馬的遺產而折射出的將基督形容為神人（God-man）二性的敘事中，這兩個方面相互交織，成就了西方基督教的普世性目的論。帝國的當務之急通過地球的圖像描繪出來，並以以世俗與宗教權力為軸的地球表面為中心。兩千年以來，凱撒與教皇之城羅馬在西方想像中一直被描繪成典型的全球性城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