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的一贯立场是：“其他组织”仅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与法人存在本质区别，但在独立财产、注册登记、组织形式方面，与法人有类似要求。这一规定体现了“无财产即无人格”“显名主义”等理论的影响（独立意志、交易安全），也指明了获得法律人格的途径（“依法设立”）

司法实践也采用“合法设立、有组织机构、有独立财产”的标准判断。（但有时会争议【民诉解释52】是当当事人能力规定还是当事人适格规定）

《民法典》赋予非法人组织权利能力后，“其他组织”这一概念是否有独立价值？（组织和财产要求已经为非法人组织的设立规定所涵盖）

1.区分论：非法人团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有全有（责任承担上存在矛盾）和或多或少两说，但这一理论可以证明当事人能力与权利能力的分离），目前非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哪个概念范围更大仍有争议。

2.统一论：文义上二者实际指向一个内容，体系上均与自然人、法人并列、概念演进上具有承继关系。

统一论批判区分论的理由：①给付之诉中，团体就针对归属于构成人员的权利行使了诉权，存在当事人适格问题；②确认之诉和形成之诉中，因非法人团体无权利能力，所以法律关系不存在，诉讼标的不存在；③判决效力上，涉及非法人组织的当事人能力对其诉讼判决主观范围的影响问题（判决效力的间接扩张）

纪格非认为由于实体法变化，上述批判中的大部分已经失去基础。

1.无法解释“非法人组织”覆盖范围的问题：①法人分支机构无权利能力但有诉讼主体资格；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个体工商户的当事人能力与“非法人组织”无关（至少关系不大）→“即便《民法典》已经明确赋予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能力，在我国当前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民事权利能力和诉讼权利能力分离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其他组织”规范的事《民法典》三类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即没有经过登记程序，却在以“组织”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的主体。该概念的功能在于：①保护相对人信赖利益（相对人难以识别）；②提高诉讼便利（减轻相对人调查负担和权利实现成本）。这也是【民诉解释52】的价值。

（一）其他组织的范围

《民法典》三类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还有其他类型的兜底条款。

（二）其他组织具有当事人能力的条件

1.合法成立≠登记注册：基于纠纷解决目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赋予应便利于纠纷的解决，而非仅仅在形式上与实体法保持一致，且未经登记并非非法。

2.稳定的组织结构和可识别的组织外观：组织外观是相对人产生信赖利益的根据，而组织结构是防止组织在败诉后消失，以保障相对人利益。

3.区分作为原告的资格和作为被告的资格：分支机构两者都有，其他类型仅限于被告资格（保护相对方+便利诉讼||比较法经验+公法秩序）。

4.是否拥有独立于成员的财产不是必要条件：该条件是为了执行方便，但权利人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执行主体的扩张的机制实现权利，而且相对人起诉时很难查明被告财产状况。

（三）其他组织当事人能力的行使方式

参照【民105】，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诉讼活动。相关规则可参考《合伙企业法》

《民法典》第621条　【买受人的通知义务】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限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未通知或者自收到标的物之日起二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是，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二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一、争议与问题

【民621】中买受人怠于通知的法律效果存在法律推定说（又分为可反驳的和不可反驳的）和法律拟制说。

这一争议对具体案件审理的影响在于：

1.若视为可反驳的法律推定，买受人怠于通知时，买卖双方的争议仍然在“标的物是否有瑕疵”（弱化通知义务，难以体现检验通知义务的立法目的）；

2.若为不可反驳的法律推定，则导致争议重点转移（虽然符合目的，但与证据制度发现真实的使命相悖→且对其他案件的处理有影响）；

3.若理解为法律拟制，则不仅拟制正当性存疑，且拟制为法律适用（法院可直接认定），而法律推定为事实认定（需要出卖人主张基础事实），二者的作用机制完全不同。且拟制说将通知义务上升为瑕疵担保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与违约责任的一般要件冲突。

上述争议背后的问题在于法律推定的功能和作用场域不明，没有体现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