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1941-1945 年，基德里奇在斯洛文尼亚的反法⻄斯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5-1946 年， 他担任南斯拉夫联邦框架内自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任总理；1946 年后，他被调往⻉尔格莱德，负责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创建工作，并于1948 年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CPY)政治局委员。基德里奇逝世后，吉拉斯(Djilas)曾恰当地称他为 “我们革命中最具胆识的思想家”。

1-17 · 源自Darko Suvin所著《Splendour, Misery, and Possibilities — An X-Ray of Socialist Yugoslavia》

1-17 · 【本贴内容摘自学者Steven L. Burg的《Conflict and Cohesion in Socialist Yugoslavia》】

1-17 · 掌握这些证据后，自由派多数在 1966 年 7 月的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迫使兰科维奇及其核心支持者辞去在国家与党领导层中的职务。他们的倒台，标志着党和政府的组织与运作开始发生一系列变革，而这些变革彻底改变了南斯拉夫政治决策的性质。

1-17 · 然而在 1966 年，党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多数在铁托总统的支持下，并未选择退缩，而是找出并打击了抵制其政策的根源。一系列有利条件的叠加，使得军方反情报机构的资源被纳入多数派联盟的掌控，通过这些资源，他们收集到证据，表明兰科维奇滥用其控制下的秘密警察机构：不仅借此扩大个人权力、反对党的政策，还针对其他领导层成员（甚至包括铁托）的隐私与人身安全开展监控行动。

1-17 ·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改革的保守派反对者有理由认为，党领导层中的多数人或许很快会支持回归更 “正统”（因而更易被接受）的政策。在过去十年间，这种情况已发生过数次 —— 每当改革难以实施，或产生了意外的不良后果时，政策便会转向。

1-17 · 到 1966 年，兰科维奇及其支持者，与支持改革的多数政治领导层之间的冲突，已升级到铁托本人所称的党内 “权力斗争” 层面。

1-17 · 兰科维奇（Ranković）曾强烈反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通过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所呈现的自由派方向，并领导保守派力量对此加以抵制。作为负责干部工作的党组织书记、国家安全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共和国副总统，以及铁托公认的接班人，兰科维奇利用其正式与非正式的任命权、控制权及强制权，将支持者安插在党和国家机构的关键职位上。他们联手阻挠改革的实施。

1-17 · 1964 年党代会后，自由派多数逐渐获得更大权力，直至 1966 年 —— 他们赢得铁托支持，将兰科维奇逐出领导层，并清除了其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支持者。

1-17 · 在铁托的支持下，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多数拥有足够力量推动具体改革措施通过，甚至促成了一部 “强调自治经济代表直接参与国家决策” 的新自由宪法。但只要反对者仍控制 “党人事政策” 和 “强制工具”，且继续得到铁托对其行使这些权力的支持，自由派就无法有效实施改革，也无法将实际权力从党转移到国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