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掌握这些证据后，自由派多数在 1966 年 7 月的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迫使兰科维奇及其核心支持者辞去在国家与党领导层中的职务。他们的倒台，标志着党和政府的组织与运作开始发生一系列变革，而这些变革彻底改变了南斯拉夫政治决策的性质。

1-17 · 然而在 1966 年，党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多数在铁托总统的支持下，并未选择退缩，而是找出并打击了抵制其政策的根源。一系列有利条件的叠加，使得军方反情报机构的资源被纳入多数派联盟的掌控，通过这些资源，他们收集到证据，表明兰科维奇滥用其控制下的秘密警察机构：不仅借此扩大个人权力、反对党的政策，还针对其他领导层成员（甚至包括铁托）的隐私与人身安全开展监控行动。

1-17 ·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改革的保守派反对者有理由认为，党领导层中的多数人或许很快会支持回归更 “正统”（因而更易被接受）的政策。在过去十年间，这种情况已发生过数次 —— 每当改革难以实施，或产生了意外的不良后果时，政策便会转向。

1-17 · 到 1966 年，兰科维奇及其支持者，与支持改革的多数政治领导层之间的冲突，已升级到铁托本人所称的党内 “权力斗争” 层面。

1-17 · 兰科维奇（Ranković）曾强烈反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通过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所呈现的自由派方向，并领导保守派力量对此加以抵制。作为负责干部工作的党组织书记、国家安全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共和国副总统，以及铁托公认的接班人，兰科维奇利用其正式与非正式的任命权、控制权及强制权，将支持者安插在党和国家机构的关键职位上。他们联手阻挠改革的实施。

1-17 · 1964 年党代会后，自由派多数逐渐获得更大权力，直至 1966 年 —— 他们赢得铁托支持，将兰科维奇逐出领导层，并清除了其在党和国家机构中的支持者。

1-17 · 在铁托的支持下，领导层中的自由派多数拥有足够力量推动具体改革措施通过，甚至促成了一部 “强调自治经济代表直接参与国家决策” 的新自由宪法。但只要反对者仍控制 “党人事政策” 和 “强制工具”，且继续得到铁托对其行使这些权力的支持，自由派就无法有效实施改革，也无法将实际权力从党转移到国家机构。

1-17 · 从 1958 年第七次党代会到 1964 年第八次党代会的整个时期，中央领导层始终分裂为 “自由派” 与 “保守派”。在此期间，铁托在决定党政策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他虽支持 “经济分权” 和 “降低国家在新兴自治经济中作用” 的措施，但同时也继续支持 “改革反对者所主张的‘党更权威、更集权’愿景”。

1-17 · 不出所料，欠发达地区的领导人大多属于 “保守派”，而 “自由派” 主要来自发达地区。由于各共和国和省份普遍被视为 “民族家园”，且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本就相互对立，这使得 “财富再分配” 与 “经济改革” 两大目标之间的明显矛盾更难解决。

1-17 · 这场冲突进而与 “党在社会中角色的两种愿景” 之间的更广泛分歧相关联：支持中央集中分配的人，往往也支持 1952 年前 “党直接控制” 的模式；而支持依赖市场的人，则更倾向于第六次党代会决议中 “党非强制领导” 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