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面对地区民族意识的上升，仍处于集权状态的党采取了 “鼓励民族群体间接触、交流与合作” 的应对策略，认为这将有助于培养 “南斯拉夫认同（Jugoslavstvo）” 的共同情感。这一努力与战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战时政策的核心是 “将敌对群体相互隔离（或至少限制接触）”，且仅鼓励 “相互容忍”。

1-17 · 1953 年，1946 年通过的斯大林式宪法得到修订，旨在提升各共和国政府在联邦决策中的作用。此后，各共和国均在新设立的联邦政府执行机构 ——“联邦执行委员会” 中拥有代表席位。该委员会迅速成为 “日益重要的联邦立法政治” 的核心。随着各共和国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升，各共和国内部的民族意识表达也随之增多。

1-17 · 1952 年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通过了新的意识形态表述，对党的角色做出了明显非威权化的定义 —— 提出党将通过 “说服力与榜样力量” 而非 “强制手段” 领导社会。这一变化体现在党的名称变更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更名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LCY）”。

1-17 · 1948 年与斯大林的决裂，迫使南斯拉夫政治领导层重新审视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构建真正属于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随着 “南斯拉夫本土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方案” 逐渐形成，各共和国的作用开始显著提升；即便强制权力尚未分散，政治影响力也开始向联邦层面分散。

1-17 · 但对政治体制长期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每个地区在国家和党这两个层面都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机构，并培养了本土的政治干部来任职。

1-17 · 尽管政治权力仍高度集中，但 “采用联邦制国家结构” 及 “为各地区设立独立党组织” 的决定，仍产生了其他重要影响。舒普认为，国家联邦化 “有助于满足南斯拉夫各民族‘获得民族身份认可’的重要心理需求…… 并首次让每个民族都确信，自己能与其他民族群体享有真正平等的地位”。

1-17 · 然而，国家在领土和结构上的联邦化，并不意味着国家内部政治权力的联邦化。尽管游击队战争期间存在 “权力分散” 的特征，但党内精英仍是一个紧密团结且具有强烈斯大林主义色彩的群体 —— 他们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未来愿景，压倒了地区忠诚度或地区责任。政治权力仍高度集中于党的最高机构。正如保罗·舒普（Paul Shoup）所指出的，战后初期联邦制的 “首要目的” 是 “成为民族情绪的‘避雷针’，同时不限制党的权力”。

1-17 · 尽管如此，各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与 “其主体民族的历史民族领土‘家园’” 相符，并很快被视为这样的 “家园”；伏伊伏丁那和科索沃两个自治省，则分别被视为匈牙利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领土。但这一主张遭到了更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们倾向于将这两个省份简单视为塞尔维亚的一部分。

1-17 · 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境内都居住着大量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组成；伏伊伏丁那省以塞尔维亚人为主，同时拥有大量匈牙利少数民族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少数民族；科索沃省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也有大量塞尔维亚少数民族。整个联邦中，仅有斯洛文尼亚和黑山接近 “单一民族构成”。

1-17 · 其中，塞尔维亚共和国进一步划分为 “塞尔维亚本土” 和两个自治省 —— 伏伊伏丁那与科索沃 - 梅托希亚（以下简称 “科索沃”）。战后联邦的内部边界，与 1918 年前各政治区域的历史边界更为接近，而非各民族及族群之间的人种边界。但基于历史而非民族因素划分边界，并未完全消除围绕边界的冲突。事实上，就连 “应设立多少个联邦单位” 这一问题，也曾引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