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 · 尽管 “南斯拉夫认同” 被放弃，但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党本身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组织。权力集中在 “中央执行委员会” 手中，该委员会在此期间的成员规模在 13 至 19 人之间波动。委员会的组成并无明确的代表比例或原则，成员均为党内最具权力或个人权威的人物（无论其官方职位如何），既包括地区党组织领导人，也包括主要在党或国家中央机构任职的官员，且以战前和战时领导层成员为主导。新成员通过 “增补” 程序加入委员会。

1-17 ·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经济和政治冲突加剧导致领导层内部紧张局势升级，“鼓励地区间接触合作” 的政策被搁置。1964 年第八次党代会召开时，领导层正式放弃了 “南斯拉夫认同（Jugoslavstvo）” 这一概念。

1-17 · 协议签署方承诺合作编写 “共同语言词典”，并开展其他形式的文化合作。该协议显然暗示这三个群体构成一个单一 “民族”，但并未明确表述这一点。1958 年第七次党代会通过的纲领，将 “鼓励各共和国与民族群体间接触合作” 的政策正式纳入其中。尽管领导层否认 “通过文化融合各民族来创建‘南斯拉夫民族’” 的意图，但 1958 年的党纲仍呼吁 “培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意识”。

1-17 · 新政策的成果之一，是 1954 年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的文化组织代表，以及两民族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士在诺维萨德（Novi Sad）达成协议。《诺维萨德协议》本质上是南斯拉夫党和政治领导层对两个文化群体施加的 “休战协议”，它主张：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黑山人共享同一种语言（但使用两种文字）和同一种文化（尽管存在地方差异）。

1-17 · 面对地区民族意识的上升，仍处于集权状态的党采取了 “鼓励民族群体间接触、交流与合作” 的应对策略，认为这将有助于培养 “南斯拉夫认同（Jugoslavstvo）” 的共同情感。这一努力与战时政策形成鲜明对比：战时政策的核心是 “将敌对群体相互隔离（或至少限制接触）”，且仅鼓励 “相互容忍”。

1-17 · 1953 年，1946 年通过的斯大林式宪法得到修订，旨在提升各共和国政府在联邦决策中的作用。此后，各共和国均在新设立的联邦政府执行机构 ——“联邦执行委员会” 中拥有代表席位。该委员会迅速成为 “日益重要的联邦立法政治” 的核心。随着各共和国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提升，各共和国内部的民族意识表达也随之增多。

1-17 · 1952 年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通过了新的意识形态表述，对党的角色做出了明显非威权化的定义 —— 提出党将通过 “说服力与榜样力量” 而非 “强制手段” 领导社会。这一变化体现在党的名称变更上：南斯拉夫共产党更名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LCY）”。

1-17 · 1948 年与斯大林的决裂，迫使南斯拉夫政治领导层重新审视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构建真正属于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随着 “南斯拉夫本土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方案” 逐渐形成，各共和国的作用开始显著提升；即便强制权力尚未分散，政治影响力也开始向联邦层面分散。

1-17 · 但对政治体制长期发展而言更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每个地区在国家和党这两个层面都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机构，并培养了本土的政治干部来任职。

1-17 · 尽管政治权力仍高度集中，但 “采用联邦制国家结构” 及 “为各地区设立独立党组织” 的决定，仍产生了其他重要影响。舒普认为，国家联邦化 “有助于满足南斯拉夫各民族‘获得民族身份认可’的重要心理需求…… 并首次让每个民族都确信，自己能与其他民族群体享有真正平等的地位”。